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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每天的报纸都在批评拜拜，说要取缔拜拜，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佛教徒敢站出来说话。
为此，我挺身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赞成改良拜拜，不应取缔拜拜。
我说，既然拜拜是浪费，那么许多达官贵人每天在饭店里喝酒跳舞，难道就不是浪费吗？老百姓藉拜拜之名，即使有一些吃喝之事，也是他赚来的钱财，难道娱乐一下就叫做浪费了吗？
再说，若以社会活动的观点来看，农工商界花钱拜拜，趁此联络亲友，不也是一种交流联谊？就是把钱都拜完了，他努力工作，明天不就又赚钱了？只准达官贵人玩乐，不许民间拜拜，这个社会未免也太不公平了。
因此，我主张改良拜拜，只要不杀生、不比赛、不铺张浪费，用香花素果来拜拜，可以净化身心，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政府是不会认错的。
只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人说“取缔拜拜”
这句话，几十年来，妈祖的迎神赛会、各个神庙的庙会都能很正常地发展。
说到政府单位，过去民政厅有一位科员，经常用一些单行法规来找佛教的麻烦。
例如，寺庙要会同乡镇公所才可以开功德箱；每个月要把账目张贴在门口；修建寺院不可以超过五万块钱……为此，我也不断地和民政厅抗争。
好在后来遇到廖福本、高育仁这许多民意代表、长官，事情才慢慢改善。
高育仁先生，就是现在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岳丈，曾经做过台南县县长，后来担任台湾省议会的议长。
对于弘法传教，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都是不畏惧的。
那时候，宜兰有一位青年叫郑秀雄，就读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他邀请我去师范学院做一场讲演。
在我来说，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像中兴大学、成功大学等学校，我都曾经受邀前往讲演过。
但是，就在我即将于台北师范学院讲演时，尽管海报都张贴出去了，我人也从宜兰到了台北，准备要赶往师范学院，这时在台北车站等我的郑秀雄却是很落寞。
待我抵达车站后，他失落地对我说：“师父，学校不准您讲演。”
我虽很意外，不过也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学校既然不准许，我不去就好，这只不过是一场讲经说法，事情并不是那么严重。
于是我就安慰他说：“不要介意。”
后来我想，师范学院既然不准，我就到台湾大学试一试。
只是台湾大学听说师范学院不准我去，就更加不愿意了。
那时候的佛教，没有什么发言的力量。
不过，当我把日本的出家人，驹泽大学荣誉教授水野弘元先生请来台湾时，我曾打电话到台湾大学询问：“日本有一位名学者来台湾，贵校愿意接受他去做一场讲演吗？”
那时候我是抱着一股不服气的心理去联络的，想着：台湾的和尚你不欢迎，那我就找日本的和尚来讲！
应台大校长李嗣涔之邀，于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讲授“我的学思历程”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
一直到了近几年，台湾大学政治系张亚中教授邀请我到学校讲演“禅门的自觉教育”
，乃至后来校方找我在他们的“名人讲座”
中讲述“我的学思历程”
，由李嗣涔校长亲自接待主持，我终于扳回了三四十年前拒绝我到师大、台大讲演的一口气。
说起弘法布教的辛酸，尤以在“中华电视台”
播演佛教节目的过程，最令人感到不平和伤心。
话说过去我每年虽然都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讲演三天，但也受到馆方的种种牵制和刁难。
每一次为了发给的门票数目，一定要计较一番，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多发一张。
甚至于到了讲座当天，也一定要在他们规定的、接近讲座的时间才能入场。
有时候，看到信徒在寒冬之中大排长龙，而他们却怎么也不肯开门，实在叫人不忍心。
最后我只有走上向上级单位诉状一途，只是上级单位也没有人愿意听信我们的话。
佛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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