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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次讲演都像过年一样,人不但多而且很热闹,大家听闻佛法听得很欢喜。
自一九九〇年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佛学讲座二十余年,每年吸引听众六万余人,带动香港学佛风气
红磡讲演
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油麻地梁显利社区服务中心主持三天讲座,主讲“胜鬘夫人十大受”
、“普贤菩萨十大愿”
、“因果报应十来偈”
;同年又应邀前往香港沙田大会堂主讲“禅师与禅诗”
、“禅心与人心”
、“禅道与禅法”
。
由于香港人热切闻法,听众越来越多,一九九〇年起,场地更换至香港红磡体育馆。
二十多年来,香港人由过去忌讳见到出家人,到现在欢喜学佛、行佛,可以说每年不辞辛苦连续三天讲说弘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改变了香港人对佛教的看法。
后来,我到南部高雄讲经说法,高雄人比较热情,讲过了之后,又一直要我再到别处去讲,我讲过的场所不断地扩展,不过也和我在台北一样,我在台北讲,只有台北人知道,在高雄讲,只有高雄人知道。
于台北艺术馆讲演“从金刚经说到般若空性的研究”
,由慈惠法师翻译(一九七五年十月)
再后来到香港讲演,情况就有不同了。
我在香港弘讲的地方很多,来的人也多,尤其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大概每次都有两三万人来听讲,不但听众多,今天讲完,明天全世界都知道了!
原来很多香港人的亲朋好友,都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我讲演的时间从晚上七点讲到九点,解散后,听众们回到家大约是十点、十一点,那正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在欧美的早晨,他们就互通电话,讨论讲演的内容。
所以,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
一般人说“一夜成名”
,我是真有这种感觉。
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也是一年讲三天,连续二十年没有间断过。
回忆起来,我在香港讲演的扩散力确实很强大。
例如一九九二年,澳大利亚南天寺要动土,我去主持奠基典礼。
当时我们在澳大利亚没有信徒,也没有朋友,只是有这个热心,因为政府提供土地给我们建寺,有这样的好因好缘,就欣然前往了。
南天寺位于澳大利亚东南岸的卧龙岗市(Wollongong),大家已经准备好几百个便当,供应前来参加奠基典礼的信徒。
原本估计人数最多是三百人而已,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万一人来多了怎么办呢?我就说服大家,至少应该准备一千份,但是大家总认为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一定会失算。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之后,我前思后想,万一来参加的人真的有一千人以上怎么办?我们宁可多做一点,吃不了不要紧,如果不够吃,在那个荒山郊外,信徒们去哪里吃饭呢?也有人提议,可以临时去买面包,但是给人面包不如给便当吃。
所以我和徒众们一夜没睡觉,又多包了五百个便当。
第二天,典礼正式开始,来的人数居然在五千人以上,只好临时炒面,连泡面都拿出来炒。
怎么忽然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呢?我听到许多信徒在路上聊天,虽然他们都讲广东话,但是我多少能听懂一点,意思大概是打电话给他的媳妇、儿子、亲朋好友,说星云大师在这里建寺院,叫他们要来参加。
这次在卧龙岗的奠基典礼,让我深刻领教了香港人的扩散力。
说到听众的反应,台湾的听众,在我接引的信众里算是最没有反应的。
我在台湾,从乡村讲到都市,从寺院讲到学校,从监狱讲到工厂,从民间讲到官府,讲的好与不好,几乎都没有得到过反应。
一场讲演等于水泡,讲完,水泡就消失了,一切归于平静。
我曾在台湾的三个电视台游走,从“中华电视台”
到台湾电视公司;从“中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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