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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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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又称百日维新和康梁变法。
这两个称谓很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
一是时间短，虽然从甲午战后就开始嚷变法，但真正开始变法不过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
这样短的变法古今中外都少见（唐代的永贞新政号称短命，但也延续了近八个月），严格地说，只能算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
二是变法的倡导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场变法，至少不会有这种样式的变法。
虽然变法是甲午战后几乎所有思想开通且有心救国的士人的共同心愿，但领头羊无疑就是康梁。
参加过变法，后来成了中国出版业大王的张元济先生有诗曰：
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赞同变法者的共识。
这些人里不论与康梁交情深浅、印象好恶，但几乎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戊戌维新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却又来得太不是时候。
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康梁表示遗憾，认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策略，甚至胸无韬略，因此不知道选择对象，拉拢同盟者，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早早地输掉了大家都希望他们赢下来的这局棋。
但是，在那个时代，谁又更高明些呢？有经验富谋略者，如李鸿章，没有那个心胸；有见识的如严复，没有那个气魄。
能够坚持不懈，反复上书呼吁，在下奔走联络的；能够办报启蒙、大声疾呼的；能够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能够振臂一呼，不怕罹祸的，也只能是康梁。
也许，他们并不是那最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学的学究，更不是合适于主持政治变革的政治家，但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奔走呼号，这样深度和广度的变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传统的称谓也表露了人们的某种偏见。
维新运动能演变成中枢变法，光绪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龢的态度也是相当关键的。
光绪虽然懦弱，但却不是没有主意的人，没有他的执意要求，变法也不可能出台。
在变法的百日里，康梁只是出主意的人，而真正的主持人只能是光绪自己。
在传统社会，人们虽然给予帝王最尊荣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总是习惯于将他们撇开，坏事说是奸臣当道，好事自然也由别人顶戴。
翁同龢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只可惜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
，书生气还是太浓，以致戏刚开锣就被人赶下了舞台。
后人看百日维新，就如慧星一现，虽然闪亮耀人，但却稍纵即逝。
可是，当事者披榛开莽之难，却难为外人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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