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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法的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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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们倒是想一下子进入政治中，然后大力推行中枢变法，一举成功。
显然，这种如意算盘是不现实的。
1895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会试，康有为总算高中第五名贡士，但随即又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试中降至二甲第46名，随后的朝考仅列二等，结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只在六部中位列最后的工部当了一名小小的主事。
而梁启超则受他老师名声的殃及，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干脆被守旧的徐桐所淘汰。
当然，康梁他们并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状元入翰林，一步步入将出相。
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双双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
康有为实际上是幻想通过一次次的上书打动皇帝，重演秦孝公与商鞅、唐太宗与马周的佳话，一跃而受到重用。
然而，在偏于保守，重视程序的清代，这是不现实的。
中式的变法之路走不通，只好学西方和日本，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也，在开民智也，开民智之故在报馆也。”
不但西方而且“日本之强，盖在报馆。”
梁启超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们“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
当然，这种“唤起国民”
的大道理不是没有包含在康梁等人办报馆、办学会的动机里，但他们当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想借朝野的舆论来推动上层以权力变法，换言之，他们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一途径以动“圣听”
，实现中枢变法的初衷。
康梁等人都不是那种可以自甘寂寞在启蒙位置上献身一世的“老实头”
。
从政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要事。
维新派最先创办的报纸是《万国公报》，这个名字不用说，显然是抄广学会的，而在形式上，又与一般民间为打探官场信息而办的《京报》相差无几。
所以在内容上蹈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故技，除了每期的政论，主要是引入西学，介绍西方的“新政”
。
而印刷和发行均由京报上房代管，免费送给在京士大夫阅读。
由于这是中国士大夫首次办政论性的报纸，以西方报业的标准，《万国公报》只能算是幼稚的“练习薄”
。
主编梁启超、麦盂华也只编过书，没编过报，但这份干巴巴的本版小报，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最初，由于《万国公报》随京报发送，在京官员一时不知其所由来（报上并无主编主笔之名），居然有人揣测它来自总理衙门和外国使馆，及到知道了它的真正出处，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声又涨了一节，由是吸引了不少原来与康梁并不相识的志同道合者，如夏曾佑、陈炽、张权等等。
也正是赖于他们的支持，报纸才得以维持。
后来，大概万木草堂的才子们觉得学习期（学西方办报的时间）已满，强学会问世后，《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实际上的会刊，报纸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除了社论之外，又加上阁抄、译路透电，选译西报，摘录各省报及世界各国情况论介等五个栏目。
在编辑之余，才子们还乘兴之所至画龙点睛地加上几笔，使得报纸显得更有活气。
由于《中外纪闻》影响渐广，居然有人肯出钱来买，于是报纸就顺势由赠间改为营业性的订售与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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