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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应该上三等车，却上来头等车的乘客，结果便是吃“排头”
。
好一点的，被人耻笑为“洋盘”
、“阿木林”
。
这也是沪语，相当于“外行”
、“笨蛋”
，好一点的，灰溜溜地下车，差一点的，就会被售票员拉扯着推下车，还冲脊梁骨骂一声“屈死”
。
“屈死”
者，上海话的“死人”
也。
我之所以用这类原生态的沪语，来描写当时的状况，就因为我亲见亲闻拥有这种话语霸权的上海人，马上就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门槛甚精”
的得意，是很让人感到讨厌的。
听到那些叽里嘟噜的上海话，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做奴隶也许并不可耻，以做奴隶为荣，以张扬奴隶精神为荣，以践踏别的奴隶为荣，这就十分可恶了。
据说，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要收拾其弟曹植，限其七步做诗一首，倘做不出来，便要他的好看。
曹植当即口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千古流传的名作。
“口号”
，即不落笔墨，脱口而出，表明诗人的捷才，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绎，陈思王的集子中，并没有这首所谓的“七步诗”
。
但这种同类互残，相煎何急的痼疾，也并不属于文人的专利。
当然，文人整文人，是相当不客气的，而政客整政客，就更谈不上温良恭俭让了。
曹氏兄弟，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那么这种相煎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了。
即使从正史看，曹植一辈子，也是活得很不开心的。
他哥哥称帝后，他俯首称臣，大唱赞歌，他哥哥的儿子继位后，他仍旧要俯首称臣，继续大唱赞歌。
我想他不一定会快活，凭什么我就要给你唱，而你为什么就不该给我唱？他内心深处，未必认命永远做一个三等车的乘客。
然而，头等车内就不给他留位置，如果他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说不定最后连上三等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所以，在上海，到了很晚很晚的20世纪40年代，租界早已取消，至少有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
头等、三等那一页终于翻过，但那些从郊区到市区里来做小生意的农民，还是恪守着殖民时期的乘车法则，哪怕前边的车厢人少，后边的车厢人多，也努力地主动地挤着上后边的车。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等级意识，便是封建帝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的统治手段。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里的宝玉喝茶，小红给他倒水，这区区小事，竟成一次风波，足以反映中国人奴化意识之久、之深、之不可救药。
也说明了大清王朝统治中国三百多年，提倡奴才思想，巩固奴才意识，规范奴才行为，限定奴才行止，可谓成效卓著。
怡红院里的丫鬟小红，是级别较低的奴才，属于三等车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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