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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因为私掠船主、大奴隶主约翰·布朗的捐助而得名。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部地区并非财富集中程度增长迅速的唯一地区。
从大多数统计来看，新英格兰地区北部、阿拉巴契亚地区和老的西北部地区（从俄亥俄州到艾奥瓦州和威斯康星州），是财富集中程度增长相对较慢的地区。
一般来说，越是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乡村地区，贫富差距就越小。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财富的集中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呈现出与18世纪相似的趋势，像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大商业中心城市，是财富集中程度最高、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市场革命”
的效应和资本主义，在早期美国工业、商业和市场农业中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显著增长，财富集中和不平等状况也日益加剧。
而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通过“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
的信条，无意中为战后自由放任主义和适者生存原则的过度盛行提供了哲学基础。
与此同时，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派”
却没能从分散的财富数据和收入趋势中得出什么结论。
这些财富数据后来成为“经济考古学家”
研究的对象。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1828年的纽约，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在1833年的纽约，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3%，而到了184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37%。
而在远离城市和种植业的地区，美国希望通过采取共和制而非贵族统治的方式来避免社会阶层分化的设想，基本上还是可以实现的。
这种可以分地区部分实现的设想在美国人平等方式的强化作用下，给很多外国人留下了一个印象：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德·托克维尔在1837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DemoAmerica）一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带给我的触动更深了。”
到了1896年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10%的富翁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经是1873年时的2~3倍。
财富新贵们不再单纯依赖铁路业，而是同时依靠铁路业、煤炭业、钢铁业和石油业的收益。
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的家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威廉·范德比尔特和威廉·阿斯特以1亿~2亿美元的家产紧跟其后（如果按照整个家族的财产总量来计算，范德比尔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的家族资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
弗雷德里克·韦尔豪和马歇尔·菲尔德的家产也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
而家产在5000万~1亿美元之间的富翁包括：J.P.摩根、拉塞尔·塞奇、奥利弗·佩恩、柯林斯·亨廷顿、马塞卢斯·哈特利、约翰·布莱尔、E.H.哈里曼
和H.H.罗杰斯等人。
纽约依然是财富的中心，但洛克菲勒、佩恩和罗杰斯3人是从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发家的，韦尔豪和亨廷顿则是太平洋地区木材业、地产业和铁路业的代表。
1860—1900年间，美国的技术和物质财富平稳增长，在钢铁业和石油业发展的带动下，制造业总额从19亿美元上升到了110亿美元。
尽管电能的应用和电话的应用一样，从走出实验室到完全商业化经历了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才完全实现，但19世纪80年代末，爱迪生的发明就已经开始走出实验室，应用在工厂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
190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无可匹敌的19.30万英里，用于兴建铁路的投资超过了100亿美元。
这些铁路每年可以创造15亿美元的利润。
然而，工业企业联合、公司垄断和托拉斯的出现，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集中化趋势，这种集中化趋势也反映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
1890年的一项分析认为，美国的全部社会财富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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