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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说遭到一些呼兰本地学者的质疑。
李重华、曹桂珍认为，这一说法脱离萧红的思想、生活实际，不足为信。
因为，“萧红当时只是一个一心想求学的女学生，又长期在严父和继母的家庭中生活，从未参与过‘家政’，更何况又是根本与她无关的‘家政’”
，所以说，她向大伯父建议不要加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
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20世纪60年代，强调萧红的离家出走是对其地主家庭的反抗，显然是时代留下的烙印，也是对萧红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化，就正如前文所叙述的莫须有的“身世之谜”
。
2007年9月18日，笔者有幸从张廷选之子张秀琰老先生口中了解到萧红在福昌号的一些情形。
张先生1931年出生于福昌号，在张氏家族“秀”
字辈中排行第十一，萧红排行第二。
萧红在福昌号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之中。
张先生告诉笔者，他所了解的情况是：福昌号虽然由其父张廷选当家，大伯父张廷蓂不多参与家政，但长兄如父，其威信颇高。
而一向脾气暴躁的张廷蓂此时患有轻度的神经病，面对萧红的种种“忤逆”
之举，经常扬言要在家族内部将她弄死了事。
为了逃避大伯父的毒打，萧红只好躲在“老婶”
（七婶）房里不敢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老婶和姑姑担心她真的遭遇不测，所以安排藏在往阿城送大白菜的车子里逃出。
总之，萧红由此彻底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客死异乡。
1936年12月12日，她在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里写道：“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萧红逃离福昌号屯之后，从巴彦赶回的张廷举对女儿彻底失望，盛怒之下宣布从此开除其族籍，在心理上，就当没有生养过这么个女儿。
这位一心想要维护家族脸面和荣光的父亲对女儿的行为已是万般无奈，日后，父女俩在哈尔滨街头相遇，双双冷眼相对而过，形同陌路。
两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难以达成对话，更不肯原谅对方。
张廷举害怕其他孩子有所仿效，在家里将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的大女儿视为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之交往，对张秀珂的监管尤为严厉。
萧红曾给张秀珂来过信，但信件被父亲拿到，他用手挡住信封下边的发信地址质问儿子：“这是谁来的信？”
张秀珂从字迹上看出是姐姐，但不敢如实回答，强装不知地回答：“不知道。”
张廷举继续严厉责问道：“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
面对震怒不已的父亲，张秀珂吓得两手发抖，颤声回答：“没有。”
张廷举仍不忘警告儿子：“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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