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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一位来自福山的农民拿着一个声称从地里刨出来的翡翠鼻烟壶走进烟台文物店收购部询价。
在农民走后，文物店的工作人员王书庭和张君佩觉得此事重大，便立即报告给了烟台博物馆的史征夫、李经章和李步青。
三人马上想到了烟台福山是王懿荣的故里，因此高度重视，并着手调查。
原来，福山古现李家村在平坟整大寨田的时候，挖开了王懿荣次子王崇烈的墓穴。
墓穴中，遗体的胸部放有一块刻着四五十个字的“骨头”
，遗体手中抓着的则是这个翡翠鼻烟壶。
而这正是王懿荣生前，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
然而，村民并不知道那块刻有文字的“骨头”
是珍贵的殷商甲骨，竟将骨头当做“四旧”
砸烂了，如今只剩下这个珍贵的翡翠鼻烟壶，作为辗转存世的王文敏公遗物，保存在烟台市博物馆内。
王懿荣临危受命，用生命践行了儒家杀身成仁的至高理想。
他生前深受光绪帝信任，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被光绪帝亲圈，出任起居注官（内廷侍从皇帝并掌管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
同时，他还深得慈禧太后宠信，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翡翠鼻烟壶至今还收藏于烟台市博物馆。
正如他的绝命词中所写：“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王懿荣的自杀“殉国”
，其实并非伟大的殉国，而是高贵的殉君。
不论伟大的殉国，亦或是高贵的殉君，儒士王懿荣的死是晚清以来，开始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向前的中国与旧世界决裂的时代写照。
儒家赖以承继的根本是怀有道德理想的人与社会，而这一社会中的所谓精英士大夫阶层无论从灵魂上还是从肉体上，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儒家社会秩序也同样将在民主主义的西方秩序面前轰然崩塌。
以此为背景，对于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以及甲骨文所记载的殷商历史而言，这样的改变都意味着，王懿荣之后的继承者将根本不会怀有孔子及其门徒对“三代之英”
的虔诚和憧憬，而是以一种客观、怀疑的科学主义态度去理性地发现历史。
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同样的理性面对或丰满又或骨感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早已宣誓了与历史和祖先的大决裂。
而就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历史而言，这又正好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古董行业在中国拥有悠久历史，早在明洪武年间，曹昭便著有古董鉴定著作《格古要论》传世，是为古董收藏界理论研究之滥觞。
可见，古董行业与古董收藏、鉴定所诞生的时代将比这更早许多。
而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古代研究青铜器和石刻碑碣的金石学则形成于北宋，早在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撰写的《金石录》中就已率先提出了金石学的概念。
因此，自宋元明至晚清，由古董商人和金石学家构成的组合一直是古代中国“证经补史”
的主要途径。
而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自西学东渐、科学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后，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甲骨学和其它相关新兴学科的形成终将彻底终结古董商加金石学的古老认知方式。
这也注定了在儒士死后，现代知识分子将一把推翻儒家道德的历史选择标准，成为书写殷商历史的新史官。
[1]参见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崔志远《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通信》，《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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