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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曾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的杜建时，最终为一本中国普通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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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可以扭转一时的厄运，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沦。
《圣经》曾经告诉杜建时：“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
然而，他实在无法接受上帝的旨令，如果他需要再次祈祷的话。
这位美国军事学院的留学生，可以躲过太平洋上的风暴，却不可以回避八角楼下的旋涡。
浮木是多种多样的。
戴着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其说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人，倒不如说是一个颇有资历的文人。
他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又进美国加州大学攻读了两年国际政治。
回国未久，1945年3月，蒋介石派他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此时加州大学为他补了一个博士学位。
文人的肠子弯弯多。
杜建时对于姚处长公布的讨论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
他没有机会在戊字胡同走廊上发言，否则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维的逻辑：民族气节与政治信仰是合拍的，如果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错了，而且不仅仅是我错了，反之。
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对了，而且不仅仅是我对了。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的规定性，杜建时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二五页的以下文字加上了着重符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美国改名为“S·T·杜”
的杜建时，较之黄埔系国民党将领，前者的资本主义意识为多，后者的封建主义色彩为重。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先争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的公益，再谈政党权力与政党理想的私见，离开物质条件的一切道德观念都将为现代文明所最后淘汰，中国人的“忠孝节义”
则是中国社会贫困与愚昧的根源。
杜建时的政治见解贯穿在他昔日的生命中。
1945年8月，他在华盛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随即接蒋介石急电，催促他和商震迅速回国。
9月上旬回到重庆，当即与蒋介石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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