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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秀清尽管对“老朋友”
三字心领神会，但她毕竟是肩负着台湾政府的重托，于1958年春天前往美国普林斯顿的。
较曹秀清稍早启程的是周恩来派来的杨振宁当年的老师张文裕（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张文裕于1957年秋天走进功德林。
在功德林的会客室单，张文裕告诉了杜聿明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直到此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
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
自从他戴着脚镣走进新中国的大门以来，在时代的严峻的冲击下，他的政治头脑里的枷锁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怎样才算无愧于炎黄子孙，早在康泽对他提示之前，他就有了最后的答案。
所以，在任何偶然的旋涡之中，他将迈出必然的脚步。
迟疑么？此时他迟疑了一下——他在揣测陌生的杨振宁的容貌时，想起了他熟悉的杨振宁赖以生长的国土。
杜聿明用毛笔对准了他的鼻梁，不，对准了他的心窝，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
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感到为难的是信封上的落款。
按照战犯管理处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
在多年的意识里，杜聿明自我地把“功德林”
与“监狱”
在文字表达上的含义等同起来，他不愿意让被灯火与镁光映照得浑身发亮的女婿在登上斯德哥尔摩高台上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岳父此刻却生活在印象中的黑洞洞的监狱里，从而避免在杨振宁的心头对他的祖国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他决定启用过去在北京的住家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也许正是对方体察出了此中的衷情，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
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未久，杨振宁到日内瓦讲学，他的父亲杨武之（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奉命前往日内瓦与儿子会晤。
启程之前，杨武之同样来到功德林，向他的亲家索取给自己儿子的信札。
杜聿明的文笔是简练的，可是这一次他重复了“民族”
二字。
在炎黄交给每一个子孙的考题中，杜聿明此时虽然圆满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但是他没有因此退出考场。
像发现同学在考试中舞弊似的，为了证实自己成绩的可靠性，他把康泽对他的暗示向战犯管理处做了汇报。
不过，他没有披露康泽的名字，因为他以为那样的做法是卑鄙的。
他的检举揭发实际上是通过一项建议达到目的的：“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这关系到我们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下。”
杜聿明的建议最终从姚处长的口里说了出来。
这就是被国民党战犯们称为“第二次大辩论”
的命题。
在第三者看来，在新的浪头的冲击下，八角楼无疑成为新的旋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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