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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涛当面对黄维说：“你是共产党的功臣，你是国民党的罪人。”
又直端端地对王耀武说：“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活着的人，自然应该活下去。
生活在监狱里的人，精神总是压抑的，为了生活得更好，应当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然而人类的性灵，却不大容易捉摸。
就拿杜聿明来说吧。
淮海战役中，正当被解放大军团团围困在淮北平原的大风雪之中时，他收到了对手陈毅的劝降书。
回首战场，黑压压一片残兵败将，茫茫乎无一线希望，杜聿明捏着劝降书，不禁有些动心，于是进屋去找邱清泉商量。
殊不料邱清泉二话不说，一把火把劝降书化为灰烬。
也许邱清泉烧掉的正是杜聿明的犹豫，所以杜聿明走进共产党监狱的时候，在山东半岛特有的凉爽的海风吹拂下，他反而横生出一股死也要与共产党决战到底的勇气。
过去的事，姑且让它过去。
影响国民党战犯生活的、现在是交罪以后的情绪。
尽管他们分别从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都感到一阵轻快，但是这种轻快，实际上无异于完成一次奉命而为之的感受。
而且，促成他们争相交罪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寄望于索取以“气节”
为代价的报酬。
例如提前释放、推后改造、增加享受、减少劳动等诸如此类的念头。
当他们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满意时，交罪便成为身上的赘疣。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作“割条尾巴，长个疙瘩”
。
于是有的表示懊悔，坐在窗户底下唉声叹气：有的表示明智，把递给李科长的交罪材料，说成是交给管理员的病假条子；甚至有的表示抗议，躺在大通铺上，故意穿着踏过污水的布鞋……
杨伯涛则是快人快语。
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他步出寝室，穿过走廊，直端端地走到王耀武面前：“请你向李科长转告一个意见：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认罪不行。
老实说，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
王耀武站起身，拍了拍杨伯涛：“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
学习委员应该了解每一个同学的思想问题，不过对于杨伯涛来说，王耀武不仅知道他这是意气之辞，而且知道他意之所指。
1945年春，日军使用将近两个师团的兵力，分由益阳、长沙、衡阳、东安四路向雪峰山进犯，以期攻克国民党远程轰炸机基地——芷江，减除对日本本土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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