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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
他们不是以怀古的情绪去凭吊昔日的战场，而是以伤感的情调来痛惜自己的人生。
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
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
邓演达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
；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
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
（见《邓演达先生遗著》）。
邓演达以他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和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
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的革命业绩赢得了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
现在，也赢得了他的同学陈长捷的高度敬仰。
陈长捷就外传由于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以致邓遭逮捕一事，问过邱行湘。
邱行湘谈到，当时邓演达匿居上海租界，蒋介石遍索不得，而陈诚暗地里和邓演达保持联系，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陈诚赴日本观操住在陈诚家时，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
，有黄琪翔等与陈诚秘密谈话，因而陈诚对“第三党”
的活动甚至对邓演达的行踪都略有所知，这是一点儿不假。
但是邱行湘认为，邓演达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时，陈诚在他下面当连长，他对陈诚的提拔，陈诚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敬重。
陈诚绝不会出卖邓演达，世人所传关于邓演达被捕需要陈诚点头，国民党特务非借助于陈诚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邱行湘以陈诚对严重的报答为例：武汉“七一五”
事变后，邓演达出国，严重离职，陈诚仍崇敬备至。
严重蛰居庐山，躬耕自食，陈诚时往探拜，常命电务员胡梓成（原随严重任电务员）前往馈赠火腿、茶叶、烟丝、食盐等食物，除食盐外，严多不受。
直至1942年，严穷困潦倒，死于鄂西宣恩县之西坪。
邱行湘又谈到，陈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演达转变。
不料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
时邱行湘随陈诚因参与第三次“围剿”
失败撤驻吉安、陈诚闻讯，极度悲哀，曾几天不饮不食，面容消瘦。
宋瑞珂和肖乾驻地离吉安数十里，闻讯后还专门相偕进城劝慰陈诚。
邱行湘还谈到，他驻吉安时，他的黄埔同学邓克敏、张涛来吉安他处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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