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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对首谋者是不可能原谅的。
城野宏下令将奈波田枪毙了。
太原执行小组撤走后，躲在山里的残留日军重新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太原街头，而且全都穿上了日军的呢子军装。
军官们的呢子军装上戴的却是阎军的肩章和领章，看上去实在是不伦不类，日子一久，太原人也就见怪不怪。
这就是说，日军残留一事，在山西已经公然得到官方的许可了。
早已被解散掉的太原日军机构，又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这次取的名字叫做“战犯服务部”
，这个名字不是由山西方面自取，而是根据南京总部的指示行事，而且得到了美军的批准。
代表阎锡山出面领导这个服务部的是阎的外侄徐士珙，可代表日方出任服务部首脑的人却出了问题，因为继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之后、第一四四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高级副官长恩田忠录少将等四五十名将佐，也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战犯。
依照相关规定，一旦被宣布为战犯，便要立即将其抓捕关押起来。
从阎锡山内心而言，他是绝对不愿意把任何一名在太原的日本将佐视为战犯的，可是不但政府已经昭告世界，而且美军新闻处还要派一个摄影队和几名记者来太原拍摄抓捕日本战犯的电影和照片。
以前澄田司令官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战犯后，因山西只有他一人，阎锡山依然让他住在工程司街七号官邸里，连关押的样子也没做一下。
这次就不同了，人多了，好几十个哩，一个不抓肯定搪塞不过去，抓几个留几个也不妥，干脆就把四五十名战犯全部抓起来，集中关押在一起。
如此一来，阎锡山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委屈澄田“锒铛入狱”
，与他的几十名部下同甘苦，共患难了。
在美国人的摄影机和照相机镜头下，太原抓捕日本战犯的过程做得来煞有介事。
宪兵司令樊明渊亲自在精营西街宪兵队司令部坐镇指挥，戴着写有白色“宪兵”
袖箍的宪兵们分成几十个小组，分头乘着大车小车前去抓捕日本战犯，然后马上将战犯送到宪兵司令部临狱，经樊明渊亲自逐一点验无误，再由看守分批送入大牢之中。
宪兵们对日本战犯也毫不客气，不时声色俱厉地喝斥：
“不许说话！”
“埋着脑袋走路，不准左顾右盼！”
不仅出现在美国人镜头里的澄田睐四郎中将司令官、三浦三郎中将师团长、恩田忠录少将副官长，联队长阪井大佐等四五十名日本战犯威风扫地，这所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宪兵队监狱，也的确阴森恐怖得浑若人间地狱。
一个大房间里，排列着许多木制小格间，约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一小块地上，就要挤下十几个人，角落里还放着一个便桶，臭气熏天，红头绿苍蝇爬满了楹沿，有人一动，便嗡嗡乱飞。
不仅睡不下，连坐下也要腿足交叉互垒。
给澄田、三浦等将级军官提供的监房，明显要好上许多。
一个石坝子两侧，建有栉比的多排木质小监房，很宽敞，每个房间只关四人，无拥挤得不能入睡。
美国人还钻到大伙房里拍摄给犯人准备的午饭，询问樊明渊司令，日本战犯和中国犯人是否吃得一样？生活上是否会给予特殊待遇？
樊明渊说我抓大事，不管这些小事情，让看守长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
看守长信誓旦旦地说：“本所每日为犯人提供两餐，每餐每人两个馒头，一碗菜汤，勉强能饱，饿不死他们的。”
樊明渊也笑嘻嘻补充：“反正，中国犯人怎么吃，日本战犯就怎么吃，绝无二样。
他们是打败了的侵略者，我们中国人没有虐待这帮家伙，就算是以德报怨，对他们讲人道了。”
等到美国人把电影拍完，前脚离开监狱，后脚，樊明渊便用小车大车把日本战犯全部送到了杏花岭下的另一所绿树葱茏，杂花斑斓的大院。
三天后，大院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上书：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战犯拘留所。
说是战犯拘留所，其实比住法国人开的复兴、日本人开的大和那样的大饭店还要舒适得多。
这地儿原来是日本第一军司令部部长们的宿舍，太原高级别的洋式住宅，清一色的二层小洋楼，大大小小上下各七八间，四周还有带木栅栏的小花园。
每幢楼关押两名战犯，上下各一，每名战犯配备有副官、厨师、日本女佣人，每人的生活费全部由阎锡山承担，不能说一日三餐山珍海味，至少鸡鸭兔鱼加猪肉加时鲜蔬菜是少不了的。
像澄田和三浦等几名将军每人还有配备司机的家用小轿车，可见是相当的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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