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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一月，刚刚在上党战役中被八路军打得焦头烂额的阎锡山，用专机把山冈道武送到北平，争取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同意。
方面军最初也认为天皇的敕谕是全军复员，作为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违背天皇的意旨。
他们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已经向全世界宣布战败投降，山西的日本军队还要残留下来？所以怎么也不同意。
最后，经山冈再三说明山西的特殊情况，以及强调山西的丰富资源对未来日本的复兴有多么重要后，方面军司令部这才改变了态度，表示：如果中国方面确有如此急切的要求，作为战败者的日方，也不便拒绝。
很快，太原市的日本侨民，接到日本第一军司令部的一份通知书：“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
居留民原拟赴北京、天津者，可暂留太原。”
这样，日军在太原街头又猖獗起来。
“本军在北支那战场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让我们投降，我们不服。”
“日本并未战败，再过十年，我们将卷土重来。”
种种谣言，开始在太原城中到处流传。
街头偶见日军，有的仍佩带军刀，昂首阔步，走来走去。
其过去作为太原统治者的姿态，也不过如此。
日本人投降后很长时间的另一种怪现象，是太原的城门洞子里还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所有进出城门的中国人，都要向他们鞠躬致敬，即便是身负重物的担者或背者，也都必须如此，谁反抗就得挨枪托。
这种现象，对于受尽日本人**烧杀的太原百姓来说，无不万分愤慨。
而且，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城野宏、河本大作等日本头面人物，继续住着豪华公馆，坐着插有将官旗的高级轿车在太原大街上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接受着中国士兵的举枪礼。
日本侨民仍然高踞在战胜国的民众之上，趾高气扬地从业、生活、兴办学校、组建社团，俨然形成“一个日侨特区”
。
不仅太原如此，在山西其他日军侵占区，也都一样。
阎锡山派梁培璜、楚溪春到临汾和大同后，分别与这里的日军司令官三蒲三郎和阪本吉太郎商定：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仍由日军担任守备。
这样一来，日军营房仍然飘扬着太阳旗，官兵仍然穿着原来的军服，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于街头巷尾。
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日本投降书签字后不几天，冈村宁次就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就是剿共问题。
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接受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
现在我们住在中国的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是替中国着想。
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送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成大问题。
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
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
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
不能说冈村的提议不合蒋介石的心意，冈村作为侵华日军的总头子，最终能在中国获“无罪释放”
，全身而退，毫无疑问，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在蒋被共产党撵到台湾之后，再次依靠冈村为他组织日本将领——也就是著名的“白团”
——来提升台湾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就足以证实蒋不会对冈村的提议无动于衷。
可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他必须顾及到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而且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蒋介石也深知这种做法是违犯波茨坦公告精神的，他不能不考虑到盟军，特别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对此事的立场。
而美国人和苏联人的态度已经明白无误，绝对不能容忍蒋介石统率的中国军队与刚刚被自己打败的日军结盟。
还有让蒋介石挠头的是，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中央高层，冈村的提议也同样遭到绝大多数大员们的反对，蒋不可能像待在太原的阎锡山那样一手遮天，我行我素。
于是，冈村的提议最终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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