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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才华横溢，口笔两厉，极擅演讲鼓动，曾被赵戴文推举为“山西青年领袖”
，一九三六年春，自强救国同志会组成，阎锡山自任会长，赵戴文为副会长，梁化之兼任总干事，负实际主持之责，统一领导各大小团体。
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梁化之由阎锡山幕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变而为山西政治舞台上新兴的活跃人物，可谓平步青云。
春风得意的梁化之，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气概。
太原日军把阎锡山与日本人举行“安平会议”
一事印成传单，用飞机大肆散发于国统区，阎锡山向日军妥协投降的行径大白于天下，遭到人们包括其统治集团内人员强烈的谴责和反对。
梁化之虽不能阻止阎的行动，但作为阎集团核心圈子里的人物，他不仅反对与日勾结的活动，而且还向阎直陈反对意见。
实际上在“安平会议”
前的三月十七日晚，梁化之就曾劝阎说：“大家只欲安富尊荣，不惜置会长于何地，甚有愿会长作汉奸者，此事宜早作筹划，免使临时无筹。”
阎锡山沉下脸说：“不要危言耸听，灭自己威风。
日本人想耍我，我也想耍他们，就看谁的手段更高明。
再者，此事我也常与靖国、承绶、绍之、延武及铁血团各军干商量，绝非我心血**，草率行事。”
梁化之道：“会长是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人物，与虎谋皮，若有不幸，晚节蒙污，会长将何以面对世人？会长虽一时为部分高干所惑，然历史又将置会长于如何？若是真有那一天，化之又将何以自处？”
阎锡山大怒：“你这是甚话？我还没入绝境，你就想和我分道扬镳么？”
梁化之硬声道：“化之忠于会长，但更愿忠于中华民族，化之与子女，均为中华之国民。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避免会长步入迷途，遭至不幸，化之誓愿以生命劝阻会长，并以报国家也！”
四月十一日，梁化之出任隰县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临行前又鼓足勇气，到阎的窑洞里，苦劝阎万勿与日本人合作。
这下真是捅了马蜂窝，话未说完，阎锡山竟从炕上跳了下来，脸红脖子粗地将梁化之痛骂一通。
司令长官大怒，威气斥责谓：“次陇是个书呆子，你简直比呆子还呆！
你想想我的历史，阎锡山是怎样的人？我如投降，你们还能存在？你们如此真应该死！
你们真是一伙甚事不懂的小孩子。
我的骨气，你们岂能赶得上？你们岂配做死节之人？次陇也不配！”
梁化之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写道：“被斥后心中虽忐忑不安，但对被斥之因认为应该，我不应当以轻蔑之词加诸长者，但对谓只有会长配我们决不能（配）死节一语，尚未承认也。”
内部舆论，特别是梁化之、赵戴文这样一些重要官员的坚决态度，使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果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尤其是经赵戴文和梁化之沉痛谏劝，晓以大义，遂迫使阎锡山在朝会上坚定表态：“我与副会长义无反顾，坚决抗战到底！”
当然，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也是促使阎锡山改变策略的重要原因。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历史，使阎锡山有充分的理由自诩为日本通，他一贯认为，日本的综合国力实在太强大，中国若是与之硬拼，必败无疑。
只有他那妥协求生存的策略才能求得民族的延续。
他甚至自作主张地主观臆断“美国必将帮助日本，中国抗战终必失败”
。
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东亚战争，美必助日，牺牲中国》。
其论点是：“美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帮助中国抗战没有任何利益，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必然要牺牲中国，帮助日本。
美国最擅于干这种费力小而成功大，最便宜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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