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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迫不及待地密电苏体仁，向岩松义雄建议，将在净化俘去的官兵改编为山西剿共军。
果然，岩松义雄这次与阎配合得丝丝入扣。
七月二十六日，太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与伪省长苏体仁在太原小河营盘宣布山西剿共军成立，以赵瑞为第一师师长，段炳昌为副师长；杨诚为第二师师长，何焜为副师长。
剿共军每师辖两个团，未设军部。
日军为了严密地控制这支部队，第一军司令部赓即派来一名中佐参谋，带一排日本兵，组成剿共指导部。
实际上这个中佐参谋就是赵瑞、杨诚两个傀儡少将师长的太上皇，一切军饷、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等，都必须经过这位中佐参谋签字才能获得补给。
而这一厢，阎锡山又委任赵瑞和杨诚为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议，每月给他们保留着一份不菲的干薪，并通过太原办事处的梁延武转去“上谕”
，指示他们：牢牢掌握部队，借机壮大实力，除执行与日军“共同防共”
的承诺外，还要准备作“内应工作”
。
从此，阎锡山不断地派遣部下官兵，以各种方式投降日军，加入到伪军行列里。
而日军在汾阳、平遥、介休、临汾等地，也设有“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
，由三野大志参谋主持诱降工作。
作为这一投降行动中的重要角色赵瑞，生前在《阎日勾结真相》一文中写道：“这时在山西的日军，由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决死队，以及全体抗日的人民群众不断地予以严重打击，消耗损失日益惨重，同时又将其比较精锐的部队调往南洋，而换防来的部队，多系新兵，战斗力日渐下降。
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域，也急于利用阎锡山的力量。
纵使阎锡山和他的全部军队，一时不能诱降到手，也想将他的一部分兵力诱致到其占领区内，变成伪军，以增强其统治山西的力量。
日阎双方在这方面，虽然各有打算，但在防共方面，却有共同一致的阴谋，于是日阎之间，一拍即合。
首先是由阎锡山授意温怀光，并派遣白太冲前往汾阳与日军参谋宫内中佐，商订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至少一个师，确实控制于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改编为共同的防共部队。
这个密约签订后，阎锡山即退居幕后，暗中操纵执行。”
阎、日双方暗订密约之事，保密层级很高，连身为师长的赵瑞也被蒙在鼓里。
当时骑兵军真正了解内幕的，只有军长温怀光一人。
城野宏在《日俘残留山西始末——一个日本战俘的自供状》中写道：“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我又请赵瑞到我指挥的保安队司令部担任副司令。
赵瑞如此‘归顺’到日军方面，实质上是受阎锡山的指使，是阎秘密指使赵越过协定线，故意被日军包围而‘投降’的。
其原因是重庆政府不管怎样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导者，其大部分官兵是不愿与日军合作，而同名义上是同志的八路军作战的。
因此，通过所谓的战斗，以刀卷箭折的方式，实行投降，作为日军的协从部队，实际上是禀承阎的旨意，对八路军作战的。”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出自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的未雨绸缪，深谋远虑，他早已经考虑到了今后日军战败，突然回国，眼下的日占区转瞬之间变成真空地带，必将陷入行动迅速的八路军的控制之下。
因此，在日军投降之前，先派自己的心腹将领和部分军队，抢先将日军控制的地盘掌控在自己手中。
城野宏回忆道：“这就是说，赵瑞及其部下是为对共作战而改换招牌，同时也是为战后准备先遣接收员。
作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的，但因为对我方来说也很合适，所以也没有声张。”
对于类似于赵瑞、杨诚这种以各种方式、名目，投到太阳旗下的中国将领，冈村宁次与他们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
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
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
这点望能谅解。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只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
阎锡山自从在“安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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