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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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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9年6月3日报道：2009年至2017年八年间该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增长了56%，严重抑郁者在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中分别增长69%至100%。
相关消息是，美联社同年9月14日报道：二十年来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800%以上。
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1月5日报告，已覆盖人口15的抑郁症，估计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内将超过癌症，成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为第一大杀手。
这一趋势无关贫困。
自杀率较高的不乏富国，不乏富国的都市和大学，倒是与全球四十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重合率极低。
这一趋势似乎也无关道德禁锢。
历史上造成各种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亲的意识形态，恰好在这个时代坍塌，让位于纵欲的消费主义最高峰值。
那么每年约80万人的自杀，数百万人的自伤，已如一次次血腥战争—敌人在哪里？敌人又是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Durkheim）写过著名的《自杀论》。
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破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
，使个人与家庭、宗教、社会相脱离，让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因此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催生了“利己型自杀”
[28]。
眼下，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身边相关案例，稍稍了解一点案情，看看很多当事人那苍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特别是那里诸多似曾相识的低级心理事故，还有无端的紧张关系，那么重新想起涂尔干，不是什么难事。
僧侣或家族的社会主义
不少人认为，最早的个人主义来自游牧者一个个孤零零的毡包。
那些先民没有邻居，或者说邻居总在远处的地平线那边。
限于一种刚性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游居，以不断发现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匀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会徒增牛羊觅食之难。
与之相异的是，农耕社会里长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这里不可想象。
大禹治水一类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集群协作，在这里也几无根由。
除了战争，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图景，更是这里的日常。
不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西方先民，并不是只认个人，只重个人，只有个人化（或小家化）的习俗。
他们有过行会和村社里多见的互助，起码还有宗教。
宗教的教产公有、律己守诫、博爱济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种僧侣社会主义，特别适合相互陌生的下层民众，比如亚欧大陆上那些足迹漫长而复杂的牧人和难民。
日后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与《太阳城》（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另一种形态是，儒家成长于东亚，有“雨热同季”
等宜农条件，依托稳固的家族体制和亲缘关系。
人们在什么地方一住就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
：以前者凝聚纵向的长幼，以后者和睦横向的同辈，编织亲属亲情网络。
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
推及“君臣”
，以“同胞”
推及“百姓”
，以家喻国，视国为家，往根子上说，或可称之为家族社会主义，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
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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