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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刀下冤魂。
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
队伍离散之后，生活还在进行。
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谋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嫁成了官太太或地主婆。
有些官太太或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可能为国捐躯—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
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更没有仿《天鹅湖》那种轻盈而细腻的舞步。
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
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入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曾忍不住号啕大哭。
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
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
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已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把她们推向严厉的政治拷问：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虽然你当年就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
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
涉及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到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
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一间小屋里，一条**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破烂如网，床头只有半碗剩饭，一股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
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才发现这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但门窗上都有封锁空间的粗大木头，如同在对付一只猛兽。
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革”
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眼下虽已获得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
把她关起来，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
管理员这样说，意思是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另一个人说。
我心里一沉，突然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尖移动的女兵，朝红旗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再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
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座座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是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
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四
我在海南省A县生活过一年，经常走过城中心红色娘子军的石头塑像，看见塑像下常有两个卖甘蔗的女孩，有时还有几个老人在地上走棋。
这里是万泉河下游，从90年代开始，成为旅游观光业开发的目标。
日本的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海南的开发商在这里升起一座座星级酒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也带来了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一些飘忽身影，一丝丝暧昧和**的香水味—从她们的口音听得出来，本地的女子倒是罕见。
一般来说，她们在白日里隐匿，到夜里才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
如果临近深夜，她们觉得业务还无着落，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
游人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她们的利爪可能已经伸入了车窗；游人刚进入客房，她们猖狂的敲门或电话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头冲进门来赖在**，怎么也轰不走。
她们尖利的怒目，此时总是投向其他女人，把漂亮脸蛋当作最大的灾星和仇敌，或当作越界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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