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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吴越”
，那里的阿城们写出“庄老”
……恐怕是强人所难。
美国人可域外寻“根”
，如长篇小说《根》的作者寻到了非洲，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不足以掀起“文化热”
。
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
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
然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十八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其语言、宗教、教育、政体几近欧化，以至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我是高卢人”
或者“我是英格兰人”
。
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版图，在人种融合、文化杂交、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欧洲”
的郊区或表亲。
到了这一步，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对于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
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构成了“寻根”
的基本前提。
在这里，资源并非高纯度，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
不过，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
作为一个亿级人口的共同体，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文字没有换（不似南亚等），宗教没怎么改（不似非洲等），人种没怎么变（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还是杂得有些特殊。
接下来的问题: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被唤醒、被启用？往根本上说，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人作家的视野？怎么变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批评？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寻根”
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莫言、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等。
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都有一共同特点：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
，知青这个名谓，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
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
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
这样，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
他们成为“寻根”
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
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
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
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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