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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
他有时候多面迎敌，一手敢下几盘棋，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创新，正在投人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
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模糊性、歧义性、不确定性”
。
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
其实，中国老百姓常说“道理”
，“道”
与“理”
却有大不同。
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体，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达”
之物，理只是“下学”
之物=下学而上达，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见《论语·宪问》）。
可惜的是，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式的旧习，重理而轻道，或以理代道。
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知识爆炸的时代，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最可能在话语征伐中陷人无谓的自得或苦恼。
他们也许不明白，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在一些具体义理上圆说了如何？不能圆说又如何？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其失误常常并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理”
，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道”
，在大关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马。
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他者”
之说——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与远瞻，相关学者的细察、深思、灵感、积学等从何而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在一个大危机、大震**、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他也许做得了很多，也许做不了太多，这都并不要紧。
但他与世界各国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看到了全球文明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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