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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私德合之为“道德”
，内因外缘合之为“因缘”
，活情死理合之为“情理”
……这一类复词如双核芯片，应付两面，布下活局，对关联事物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管理。
作为先贤们“格物致知”
的语言特产，这类词长于兼容和整合，长于知其一还知其二，连很多含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东西、利害，痛快，褒贬等），几乎都难准确西译。
这与中国古人喜欢“利弊互生”
、“福祸相倚”
、“因是因非”
、“法无定法”
一类说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
在他们看来，以道驭理，谓之“道理”
；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很难孤立地、绝对地、静止地定义求解，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种八卦图式的阴阳统筹，以中庸、中道、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这几乎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
包括一些借道日译而产生的译词，也仍然顺从这种修辞惯性。
与这种语言相区别，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出某种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趋向——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也可表达兼义，但单词大多单义，单词贵在单义，单义词库日益坐大，为人们的线性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
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论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
基督教倡救赎之爱，是一神论的，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指控、裁判以及战争。
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精纯和逻辑的严密，甚至都有一种几何学的味道，长于理法推演，志在绝对普世，因此不管是来自雅典的“格理致知”
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爱”
，两相呼应，一路穷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变的、孤立的神圣天理吒在这一过程中，真实（true）高于事实（fact），因逻辑推演而身份高贵，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入欧洲词汇同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的再抽象，对演绎的再演绎，使他们产出了不少“格理”
而不是“格物”
的语言，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诸如beiherhihing-hood，foritself-ness……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头大，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精神病来。
显而易见，这种语言确保了精密，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
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
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
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强大声浪。
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乱、空洞、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冲动，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
比如当今的“国家”
实际上是指国，与家没有太多关系，兼义变成了偏义——科学家、法学家、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种精密的语言吗？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种言说的明确无误吗？不过，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
改造后的“国家”
一词仍然兼有国土（try）、国族（nation）、国政组织（state）等义，很遗憾，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
更重要的是，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构成了深人改造的难点。
比如“情理”
就很难由兼转偏，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任何事情必须办得人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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