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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而言，英雄的职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会安康总是会令人遗憾地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
我们没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女天天绷紧英雄的神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羸来的好日子又心怀渐愧地拒绝这种日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
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情当然不会止于平庸。
如果没有遇上神迹天佑，平庸将几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里弗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交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熟悉之便。
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爱则已，一爱便遍及陌生人，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扶危。
Ideali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性划一的行事风格。
这种爱，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
，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
与此相区别，中国古人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
（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人情、重差序的爱，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推广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
《孟子》称广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见《滕文公下》）。
还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
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
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
，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
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
，佛家说“自渡渡他”
，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
（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
（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
这一种“中和之道”
相对缺少**，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暧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
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
《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
；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贫”
。
《孟子》强调“为仁不富”
，提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
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
（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似乎更为苛刻，颇有侵犯人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eattogether）”
——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
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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