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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派特别强调扶贫济困，优秀教徒总是要资助几个、几十个穷人，然后教堂为这种善者立碑，相当于设立个光荣榜。
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社会公平自然成了人心所向，高福利制度就有了大众文化根基。
比如瑞典人的税后收入差距很小，国家把每个人从摇篮管到坟墓，差不多是“大锅饭”
。
你可以说这种北欧式社会主义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也可以说这更是受基督教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北欧地处寒带，冬天特別冷，如果没有住房和暖气的福利，穷人不光是穷，是根本不能活，肯定会冻死。
这种刚性约束在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就不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欧和加拿大在西方世界别树一帜，其高福利制度后面甚至有气候因素，差不多是势在必行，大概可称之为“寒带社会主义”
再加“新教社会主义”
。
这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拉美的社会主义，可能“同名不同姓”
。
光在书本里读，我们对北欧的了解就可能简单化，可能不得要领，只看到“同名”
的一面，看不到“不同姓”
的一面。
王樽：现在文坛上流行一种尽量少读书的思潮，有些大腕也在标榜自己不再读别人的书，但您却一直保持着博览群书的习惯。
韩少功：我不像他们那样聪明，不能生而知之。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恐怕还是重要的。
王樽：您是怎样做到从读书中读出自己的心得和见解的？
韩少功：读书不是要读结论，重要的是读智慧过程，读知行合一的经验。
前人也是人，并不是神。
对前人的书，我们不必跪着去读，而是展开平等交流，甚至不妨多一点怀疑态度。
几千年前的结论就适于我吗？未见得。
几千公里以外的结论就适于我吗？也未见得。
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得出来这些结论，然后看这些结论在什么情况下会有效，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无效。
现在有些人开口就是萨特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把名人格言贴满自己一脸，吓唬人。
这样是不行的，只能把人读傻。
王樽：现在读书界很流行引经据典的考证。
韩少功：做一篇论文先要列出索引文献，这种要求当然是对的，可以防止剽窃，防止懒惰和粗疏，让作者不光注意问题，还注意到“问题史”
。
但这并不是说，有了一大堆吓人的参考书，从书本到书本，就可以产生好学问。
作者如果不善于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学问，就可能成为学术留声机。
比如现在“文化研究”
很时兴，但有些文章不仅思路重叠，连口吻都难分你我，七八个人的文章都像一个人写的。
这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病状，值得有关方面注意。
阅读□味不妨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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