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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我在这个阶段也有很深的体会。
当时我读你的《夜行者梦语》非常有感触，如你所说：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
韩少功：有一次内部头头开会，争论到深夜。
有一派要求实行“老板制”
，由领导层占有全部收入，其他人只是打工仔，领点劳务费就够了。
另一派坚持公有制，分配差距只能按劳动和贡献来决定。
前一派说：你们不能搞老一套的大锅饭吧？不能把团体变成假模假式的“教会”
吧？我们要“帮会”
不要“教会”
。
我说要“帮会”
也行，但帮会也得有帮规，突然废约改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根据是什么？没有人能拿出这个根据。
在那个夜晚，我突然对资本主义有了体会，以前觉得很美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让我感到寒气袭人。
也许这就是“世俗化”
？但它刚好是要损害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世俗”
。
也许这是要实现“个人解放”
？但它刚好是要损害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个人”
。
选择理论就是选择生活方式
王尧：听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你九十年代的思想来源了。
从表面上看，你也是被定位为“自由化”
的人物之一，但你切入市场经济的前沿和基本细胞，与当时有些从沙龙到广场的知识分子不一样。
我注意到，在这个阶段你指出了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
这在现在的高等学校仍然是个问题，我们的知识生产缺少生命力，从概念到概念，不能抵达概念之外的具象、感觉、实践。
你在九十年代初的这个想法，大概是你创作《暗示》最初的思想源头。
韩少功：当时海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知识分子在金钱面前的六神无主尤其给我深刻印象。
有些人一见人家炒了地皮或者炒了股票，一见人家当老板坐上“大奔”
，就觉得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
值得这么慌吗？马原到一个大学去讲文学，另一个作家就说：“他还去干那种勾当！”
好像马原谈文学已经不正常，马原只有谈地皮和股票才正常。
这是八十年代启蒙话语带来的一个奇怪结果。
那时候，理论界还是启蒙话语当家，但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有所反应，反对拜金主义，谈精神，谈气节，谈道义的坚守。
张承志、张炜、李锐都有一些及时的发言。
我在《灵魂的声音》发表以后，收到李锐一封很热情的信。
那是我与他第一次交往。
王尧：张炜、张承志被视为道德理想主义者，保持了八十年代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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