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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二人随贡使一同南归回国。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正月，礼部派人护送琉球使团回闽。
当月，琉球国也派出接贡船，二月初到达福建。
接人的人反而有八十多人，比要接的人还多，而且也携带货物。
贸易之后，两拨人在七月初秉风长行回国。
至此，一次完整的朝贡才算结束。
不消说，“贸易”
二字在整个朝贡活动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我们能从上述朝贡活动中捋出三条贸易途径来。
首先，中国一直对朝贡采取“薄来厚往”
的原则，以示恩惠怀远。
对方进贡后，中国一般按照贡品市场价格的八到十倍给予赏赐，等于是花八到十倍的钱来“购买”
贡品。
而贡品为该国土产，本就低于中国市价，之间获利极丰。
因此，琉球等国“朝贡”
的热情很高，常常不按定例以各种名义来贡。
如琉球国官生在国子监学习肄业归国后，琉球国要附进谢恩贡；皇帝恩赐匾额（甚至“福”
字），琉球也进谢恩贡。
清朝则希望“照章办事”
，雍正年间规定谢恩不遣专使。
但是，琉球使团仍会额外到来，清朝便将物品抵作下届正贡。
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贡使携物至，清朝令延为下一次正贡；但两年后（乾隆二十三年），贡使又捧着贡物来了，清朝只好再次把它顺延为两年后的贡物。
除了吃贡品和赏赐的差价外，在朝贡幌子下有两条免税的正规贸易渠道。
一条是琉球使团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参与朝贡，而是留在福建贸易。
他们销售贡船携带的货物，并收购中国特产回国。
苏门答腊胡椒在产地每斤十文，在中国市价为每斤三贯；而琉球船队所运之胡椒在中国售价每斤三十贯，利润高达三千倍。
暹罗盛产苏木，琉球中转苏木的市价是暹罗商人贩运苏木的两倍。
琉球使团有时携银不下十万两，利润可想而知。
使团携带归国的货物规模也相当惊人。
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为例，计有：中绸二千二百七十匹，土丝七百二十斤，斜纹布五百零一匹，粗冬布一千六百零二匹，粗夏布一千八百三十七匹，粗药材三万零四百二十斤，冰糖五千五百斤，胡椒四千八百五十斤，毛边纸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张，连史纸七千七百二十张，色纸三千六百张，寿山石九百斤，油伞二千二百五十二把，茶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四斤，细瓷器二千八百三十七斤，粗扇三万三千二百五十把，白纸扇九百五十把，簸箕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个，牛经线二千七百五十五条，线香一万一千二百斤，粗瓷碗一千九百二十五斤，砂仁一万一千一百斤，水银三千一百斤，此外还有胭脂、雄黄、蜂蜜、皮鼓、漆器、沉香、玳瑁、布衣、蛇皮等。
如此之多的商品频繁进口，就是满足全体琉球国民的购买需求也绰绰有余。
有人推测琉球从事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也是在情理之中。
明清两代，中国官府多数时候都实行严格的海禁，不准中国人出海贸易。
这就给琉球的中转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海外国家需要的中国商品多数是依靠琉球转贩，琉球商船转贩达十余国，赢利极丰。
第二条免税的贸易渠道是朝贡使团在北京展开的商贸活动。
琉球使团在福建购买北方稀缺物品，再购买北方特产回南方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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