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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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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原罪”
就是它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侵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
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是侵略者的宗教，本身就是侵略的标志。
这样的宗教，怎么能让中国人心平气和地对待呢？
更何况，晚清时期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从天朝上国、泱泱中华到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巨大变化。
原来引以为豪的国家和文化，被蕞尔小国和野蛮文化打败。
眼看着祖国滑向被人殖民的黑暗深渊，没有人能承受如此剧烈的心理落差。
中国人迫切需要发泄苦闷与愤慨，最先深入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势力首当其冲，“不幸”
成为目标。
一座座教堂在中国出现，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视为奇耻大辱。
早期来华西方人的优越感和粗暴跋扈无疑激化了中外矛盾。
1861年，法国天主教贵州区主教胡缚理在贵阳街头乘坐紫呢大轿，带人游行“庆祝”
《天津条约》签订，引起中国官民义愤，被群殴致死。
之前，列强逼迫清政府赋予在华外国人“治外法权”
。
在华外国机构和洋人的特权过多过滥。
一旦发生中外纠纷，外国人就倚仗特权逃脱中国法律追究，反过来压迫中国官府严厉惩处中方事主。
更严重的是，一些外交官不问是非黑白，一味包庇不说，还习惯于将单纯的宗教问题、民间纠纷上升为政治问题。
他们动辄就威胁清朝官员要“派兵来华保护”
“自行缉凶”
，强迫中方妥协。
基督教来华后并没有融入中国社会，相反，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中国百姓和教会组织的严重对立。
中国人普遍无法理解陌生的西方信仰和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一系列言行，进而排斥甚至仇视。
比如，神父对婴儿的洗礼，在中国人看来就不人道；男女杂处和沉默的苦修也不为人理解；至于人体器官标本更是让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的中国人感到震惊。
而教会不断吸收教民，破坏了由乡绅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威胁到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稳定和利益。
不少地方上的无赖地痞混入教会，挟洋人威风欺负同胞，遭人鄙弃，被蔑称为“吃教者”
。
凡此种种，莫不给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火上浇油。
面对严重的仇视情绪，教会组织并没有积极做好解释和沟通，他们忽视了周围广大中国人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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