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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悲剧，一般是在亲人关系中产生怨恨，或在仇人关系中产生友爱。
显然，《奥赛罗》和《雷雨》这一类作品，深得亚氏艺术（或技术？）的精髓，果真搅起了—代代受众的心潮起伏。
我们完全可以瞧不起这些套路，但慎用技术不等于不懂技术，自创技术更不等于不要技术。
倘若我们这些低能儿多读几本老祖宗的技术操作手册，我们不一定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至少可以不写最糟的作品，比方说不至于用悲情去胳肢读者，，在煽情的时候缘木求鱼。
错误
美国人策划过二次人机象棋比赛，结果是一台叫作“深蓝”
的电子计算机战胜了世界棋王。
这场赛事虽然带有游戏性质，规则与评价方法不一定公正合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叫作人类的活物吓一跳。
我们是人，能吃、能喝、能上班、能打领带、能谈哲学并且患高血压，自以为是天下独尊的智能生物。
但我们的智能巳经敌不过芯片了——它今天能赢棋，明天就不能干一点缺德的什么事？比方说搞一次政变上台当总统然后像饲养员一样把我们圈养起来？
幸好有一本科学家的书。
我忘了这本书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写的，只记得书中个最让我放心的结论？电脑是永远没法战胜人脑的。
理由是：电脑尽管有人脑无可比拟的记忆容量，望尘莫及的计算速度，甚至还可以有人的学习、选择以及构想能力，但电脑缺乏人最重要的本领——犯错误。
这就是说，芯片的工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遵循着逻辑和程序（哪怕是某种模糊的逻辑和程序）；而人脑（谢天谢地！
）却可以胡来，可以违规，可以“非法法也”
，一句话，可以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用非逻辑和超程序的直觉方式来跃入真理。
这似乎是让人惊喜又不无沮丧的结论：原来，人类的专长、人类的优越、人类智能赖以自得的最后支点，其实就那么一条：犯错误。
错误可以是成功之母。
水稻不育系原本是植物的错误（或说缺陷），一经生物学家利用，倒成了发明杂交水稻的起点。
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
没有一本优秀的诗歌或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
把女人比作鲜花，把土地比作母亲，这些比喻初创之时，不都是物类混淆的“错误”
么？把声音当做色彩来写，把味觉当做触觉来写，这些手法对于科学而言，不都是感觉乱套的“错误”
么？没有前人胡思乱想地犯下这些个“错误”
，怎么会有今天的文学？所谓“文匠”
，就是一字一句都太“正确”
了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家从来都是人类思维陈规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犯错误”
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常备心态。
把动词写得不像动词，把悲情写得不像悲情，把回忆写得不像回忆，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他们在这些胆大妄为中，必定犯过很多一钱不值的错误；但这些代价之后的收获，是他们开后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正确，不断洞开着令人惊异的审美世界。
柏拉图先生一生追求正确，最仇视文艺，说文？家说话从来没个准，不要说了解物体的性能，就连了解物体的形状，也可以此时说大，彼时说小，可以此人说长，彼人说短，这样的莫衷一是与真理无缘，与政治原则更是格、格不入，应视为一种恶劣的内在政治制度（aba。
iicalsystem）d其实，柏拉图也没正确到哪里去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他那些有关物态大小或长短的执见，就变得不堪一击，并无永远的合法性。
他似乎不知填，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共识常常都源于异议，真知常常都启于偏见，文学监护着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天生的异议专家和偏见专家，虽然也常犯下错误（柏拉图倒也说对了一面），但可以避免最大的错误:平庸。
平庸者充其暈是一些披着人皮的芯片，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很多事情，但与创造不会有什么关系。
2003年5月至8月
（最初发表于2003年《小说选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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