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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首脑和官员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家主席，意思很明显：日本的防线既已撕开，中国还能不能固若金汤？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共产党苏联的全面解体，金融危机都是直接诱因。
那么这一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幸免于难？
让人不解的是，江泽民在第一次讲话中对逼近国门的这一场金融风暴不置一词，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么回事。
专家初步反思各各相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仑·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公开场所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使华尔街乃至全世界金融市场地震。
他已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十分悲观，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拉撒睡需要重量级天才，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成为第二前苏联，至少也七八年才能脱离危险。
他没有料到兰年宏观调控中，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而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四降到了百分之二，“软着陆”
居然成功，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据说他访问北京之后曾私下里开玩笑，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授给中国政府。
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授给中:国政府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表彰他们的期权定价理论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理论革命。
十月间宣布的这次授奖与、亚洲金融风暴当然是巧合，但两件事情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把金融市场风险以及虚拟经济（VirtualEy）的问题突显在人们面前。
从物质生产和交换到金融证券的广泛运用，也许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步柚象化；从金融证券交易到它们的预测性期权交易，大概可算是抽象之上的抽象。
两位大奖得主对这种抽象的抽象给出科学计算公式，给人们习以为常的静态价值建立一种动态模型，使价值这个东西在至今如同瞎赌的期权交易中变得有规可循，甚至税局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征税，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向保险公旬投保一虚拟经济将风险大减。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广他们这一独创性的工作可以预防汇率变化的风险。
这项研究成果的运用将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发展，我们现在刚刚处在这一发展的开端。”
到目前为止，了解这个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人还太少，用这个公式给风云方变^金融市场建立系统测算，也还刚刚起步。
如果这个公式早诞生一年或两年，人们是否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更好的预警和防范？
专家们对这一次危机幵出了各各不同的初诊药方：
关于固定汇率：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尔在美国九月八日《新闻周刊》上撰文，认为“严格固定的汇率能够消除引起通胀的融资活动，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对许多不能指望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上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
。
贝尔这种主张固定汇率的观点大概可称为“固”
派。
与之大唱反调的则是“浮”
派，其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艾肯格林，《亚洲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一日引述了他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把它的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随意挂钩的做法是时代错误。
现在，各国必须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要么和其他国家统一货币，要么让货币自由浮动。
汇率自由浮动使率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进行调整。”
在“固”
派与“浮”
派之间骑墙的要算在十月七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旧金’山LOG资产管理公司总经济师格林伍德。
他在文章中说广不论是实行固定汇率还是实行浮动汇率都能够成功，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始终如一地奉行这种政策。”
在格林伍德眼里，香港大概就是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的一条好汉。
关于国家监管作用：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上强调：“应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作用。
传统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
他把中国看成了因开放程度有限从而免遭这次危机伤害的正面例证之一。
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撰文，埋怨自己的国家在开放资本市场方面走得木快。
与这些“管”
派观点相对立，捷克总理克劳斯就以“动**必然”
论和“干预愚蠢”
论的坚定开放形象，成为西方大多数银行行长心目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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