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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殖民主义”
宣战，买国币、买国股、买国货成了很多演说的主题和宣传口号。
一位女艺人宣布用她的全部美金来入市，顿时成了万民欢呼的英雄。
连黑帮组织也“爱国”
起来，到处扬言要派人去给索罗斯和罗伯逊那些炒家“放血”
。
这种“抓革命促生产”
式的**受到不少人的怀疑。
十一月三日，马哈蒂尔作为东道主在十五国集团会议上竭力促成的《货币交易条例（韋案）》，要求国际社会对汇市投机给予限制，受到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讥评。
与马氏政治动员加市场限制的思路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认为危机的根源“不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得还不够”
。
他们认为只有资本市场的充分自由才会有灵活而真实的市场信号，才能使泡沫经济得到及时的诊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化不够（金融机构透明度不够等）恰好是泡沫久积成灾的祸根，而炒家狙击虽不够厚道，却是一剂揭露和扑杀泡沫的苦药，是一种惩罚性的粗暴纠正。
索罗斯的发言人在九月二十日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也宣称投机活动有修正不平衡价格的作用，对经济有益。”
“:对此次危机更应该负责的是那些放任信贷猛烈扩张的政客和官僚。”
“马哈蒂尔先生才是对他的国家最具有威胁性的人！”
关于自由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关于发展中的弱国能够在什么时候承受，什么样的自由的问题，当然还会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
这当然只是此次金融风暴带来的众多应该反思的问题之一。
第二震波：东亚在劫难逃
任志刚一九七〇年从香港大学经济及统计学系毕业，一九九三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一九九七年获世界锒行颁发的“中央行家奖”
（每届限奖一人）。
像董建华、曾荫权一样，他对香港经济成竹在胸，雄心勃勃。
当东南亚跌风八月间第一次波及香港，这位少壮派总裁八月十七日‘下午还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在中环金融中心三十号楼会见神色不宁的记者，用粤语夸下海口：“莫要怕！”
“我从来未惊过，我今天早上还在打高尔夫。”
“我最不怕大鳄，不识死的就来。”
这一把潇洒在传媒上果然让很多市民放下一颗心。
几天后，金管局官员正式宣布炒家们已经被“赶尽杀绝”
。
没料到大鳄未绝，时隔两个月竟卷土重来。
由于日资大量撤退，十月二十三日市场上突然出现强大的港元拋压。
为了维护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政府照例提息筑墙，银行间拆息率陡升百分之二百五十。
根据任志刚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让投机者抛售港元时向贷款银行付出高息，让他们得不偿失。
但这套看家本领导致资金告紧和股市失血，恒生股指闻风大跌，四天之内就跌了三千点，穿透万点大限，后虽有回稳，但距八月最高位来兑已跌百分之三十八。
国企红筹股的跌势更猛，刚上市的“中国电信”
生不逢时，本来被股家们相当看好，结果几天之内竟跌破了发行价。
有人估价股标市值转眼间损失了一千多亿美元。
报纸上一片惊呼:惨惨惨！
血血血！
“死的人多！”
很多股民对任总裁咬牙切齿，把他叫作“任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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