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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石子确实能在水面激起水花，但过了一阵水面就会恢复平静。
这样说可能过于悲观，可能忽略了激起水花的意义。
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对称
王尧：你在国外有过一些访问，根据你的体会，西方的汉学界对中国的这些问题有一些什么反应？
韩少功：我了解的情况不太多。
大体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译到国外的还是比较多的，至少比理论的出口要多得多。
国外读者关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变化，一些汉学家热心地推波助澜，成为了中外文学交流的桥梁。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些汉学家很正派，也很聪明，你同他们打交道会觉得很舒服，交流一个眼色也很会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也有些人热情万丈，却让你找不到什么话题，不知如何幵口。
比方说，他们把这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卡夫卡”
，把那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福克纳”
，把你们都评选为欧美文学的优秀学生，就高兴了、满意了。
另外有些人，可能真心地热爱着中国，不惜把这个细节说成是“道家”
，把那个造句说成“禅宗”
，时时都想在你身上找出什么国粹，恨不得你给他们变成一个文学兵马俑，这样他们就高兴了、满意了。
王尧：所以，东西方对话仍很困难，人家不跟我们对话。
韩少功：从晚清以来，中国关注和研究西学的，大多是中国的一流人才。
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茅盾、傅雷、萧乾、巴金等等，都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梁实秋还说过，希望每个优秀作家都来翻译一本西方著作。
我们是在焚香沐浴、五体投地、恭恭敬敬地来学习西方啊！
中国文化在西方哪有这种地位？你能想像哈贝马斯或者华勒斯坦这样的大学者来学习汉语？能想像君特·格拉斯或者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当红作家来翻译中国小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学只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支流，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就像尼泊尔学或者孟加拉学在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像西学已经在中国的知识格局里成了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不对称的，即便看似对称了，两端也各有信号的增放或损耗。
王尧：对于弱势文化而言，国际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
国外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体制也不一样。
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中国著名作家也是很优秀的翻译家。
谈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你翻译过威廉·毛姆、多丽丝·莱辛、雷蒙德·卡弗等人的小说，还翻译过散文集。
我想请你介绍自己翻译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
韩少功：翻译只是我读书的副产品。
这个作品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一个美国作家送给我的。
后来我向几个出版社推荐过这本书，可能当时昆德拉的名气还不够大，一般的翻译者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出版社说没人愿意接手。
这样，我只好自己动手，请我的一位姐姐帮忙，她是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的。
这本书在当时的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拿到我们的译稿以后，专门请示了外交部有关部门。
对方说不宜出版，担心会影响外交关系。
后来出版社变通一下，作为“内部出版”
物处理，又让我们把书中一些比较敏感的词语或段落做了些删除。
比如“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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