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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
韩少功：虽然在钱穆的书里只是一笔带过，但也许比他有些大结论更为重要。
我喜欢他这一种依托生活经验来解读历史细节的方法。
有人说过，史学就是文学。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读史学也要像读文学一样，要重视细节，要体验和理解生活。
王尧：学术如果不介人当代生活是没有生命力的。
如何做学术，区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
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话题不断提起，“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立场”
等等。
你对知识分子目前的状况似乎也不太满意，并有希望知识分子更好的期待。
韩少功：有些记者问我：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写作？我说我算是公民写作吧，因为我不知道“知识分子”
如何定义。
据说对“知识分子”
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
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大概是从左拉开始的传统。
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即便关注社会，也要，只能说点专业话题，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
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贝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王尧：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太多，但基本上是这两种取向。
韩少功：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
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
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
我有一个外甥，先后在中国和德国学物理，最看不起文科生，说“同他们谈话最没有意思：他们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
。
我在一个大学讲课时介绍了他的猖狂，希望能以此引起文科的警觉，注意到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信誉危机。
王尧：莫言差不多是拒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史铁生也不赞成用立场这样的措词，但我觉得这不妨碍我们称他们为知识分子。
韩少功：王朔最喜欢讥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是真文盲吧？《天涯》以头条位置发表过他一篇谈大众文化的文章，我觉得那一篇很有见解。
他有些小说语言也妙，比如写一个女人从树荫下走进阳光，“像剑出了鞘”
。
我讲课时曾引用过这个比喻。
王务：相反，一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别人未必把他们当做知识分子，特别是现在有一批高学历的人，其应对现实的立场并不是知识分子式的。
韩少功：《天涯》前几年的经验就很奇怪。
那些在我看来知识含量较高的文章，在很多教授博士那里得不到反应，说它们太高深了，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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