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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蒙古去访问，发现那里总共只有两百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三四个县的人口规模。
他们采用新蒙文以后，借用俄语字母，横着写而不是竖着写了，中国内蒙的旧蒙文出版物也不适用了，书刊只能靠自己出版。
但介绍一本外国的文学或者学术，只能印刷很少的册数，相对的翻译和出版成本实在太高，常常是没法做。
这种苦恼是大语种民族所难以知道的。
王尧：世界的竞争，说是经济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很大的方面都是知识生产方面的竞争。
在一个知识的时代，语言起到很大的作用。
韩少功：这个问题在以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前些年，据说蒙古人谈判加人世贸组织的时候，一口气同意把关税统统降为零，后来实行了一段，扛不住，又要悔棋，说中国人没有这么降，我们为什么要降？这就是蒙古老乡干的事。
奇怪吗？其实不奇怪。
图书馆里没有足够的理论和资料，你要他们的经济官员能有多精明？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相对较少，所以较为单纯和淳朴，喝酒、唱歌、待人很热情，但总体来说，可能少了一些深刻。
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比蒙古大多了，但也有很多翻译和出版的困难。
我在他们的书店里，看到那种口袋书特别多，把外国的文学与学术都编写成简化版，什么华勒斯坦，什么哈耶克，什么福柯，应有尽有，但大部分不是翻译而是简介，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可以读下来，是小册子，快餐化了。
学生们最喜欢，便于拿来做题目应考。
很多学者也喜欢，可以用来多快好省地做论文啊。
出版商们更乐意，因为出版简介就可以绕过原作版权，不需要付版税，省了钱。
这些与语种规模也都是有关系的：你若是个出版商，翻译出版大部头原著就不得不考虑市场，而这个日文的学术市场比英文的、中文的、西班牙文的要小得多，不能不让人谨慎从事。
王尧：相比之下，中国眼下有十三亿人的市场空间和财政力量，可以建立一支相对完备的翻译队伍，建立较为完备的出版体系以及研究体系、教育体系，有利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广泛的吸收。
韩少功：除了中国内地以外，还有台湾、香港、新加坡，海外华人圈，翻译和出版可以互相搭车、互相借力，成本就大大降低下去了，知识的引进和生产都较为容易。
当然，中国眼下读书人也多浮躁之气，可能要不了多久，学术也会小册子化、口袋书化、万金油化。
但船烂了也有几斤钉，即便刨去人口的八成，中国还能剩下三亿人，比很多小语种国家还是会多一些回旋空间。
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接用英文。
如果说日本的语言欧化是煮了一锅夹生饭，那么印度就是煮了两锅饭：一锅是精英阶层用的英语，一锅是下层百姓用的十几种本土语，主要是印地语。
这种两锅饭的状态，虽然不利于内部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管理，但至少有一个精英阶层进入大语种，可以在英语那里借力和搭车。
印度这些年软件业发展迅速，不能不说是利用了英语的优势。
王尧：新加坡人口不多，但汉语资源丰富，看它的《联合早报》，就会发现他们使用汉语资源的聪明之处。
韩少功：新加坡以华人为主要族群，与汉语本就有不解之缘。
李光耀是聪明人，搞了多年的洋务以后，决心把中文地位给恢复起来。
这样他们既有英文又有中文，都是大语种，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都很方便，光是这一招就省下了多少开支啊。
比方有些书不用自己翻译出版，进口台湾、香港的就行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听说韩国的知识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派主张韩文直接英文化，另一派则主张韩文退回中文。
从知识生产成本的功利角度来说，这些考虑都是很自然的。
王尧：我在韩国逛书店，根本看不到在国内常见的现象，在国内，哪怕是县城的书店，都有许多西方学术著作。
中国对西方学术论著的翻译出版，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丨这与我们的语种和使用汉语的人众多应该有关系。
韩少功：中国读者是很幸运的。
中国的翻译、出版部门也是很幸运的，如果是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小国家，你翻译家和出版家都没有多少事好干。
折腾一个《维特根斯坦全集》或者《追忆逝水年华》的全本出来，只能印个几十本，几百本，不亏死了？
王尧：好像西方的学术界对我们中国能翻译这么多西方的书，也很惊讶，而且销量这么大。
韩少功：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影响可能要今后时间久远以后才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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