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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不想这么做，还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你就可能赚不到钱。
这种两难大家并不愿意明说，但都在肚皮里暗暗打着官司。
这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悄悄出现的变化。
发展经济被看成“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中国的捷径甚至是投靠权力或者资本。
在批判“文革”
中重建起来的社会公正及其道德标准，再次受到新的威胁。
到九十年代前期，连“道德”
“精神”
“理想”
这些词在文学界都几成人民公敌，一有提及便必遭围攻，一些官方机关报也参与其中，现在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有些感慨。
一个健康的社会，对弱者应该多强调权利，对强者应该多强调责任。
当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一哄而起唾弃道德责任的时候，就有些邪门了。
王尧：人们抵达人性这个价值核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出现分化，实际上也由这个价值核心开始。
在一个文化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在社会中减弱，传统价值观念通常会被颠覆，伦理秩序的重建在中国可能还要有段时间，如同法制建设一'样。
韩少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的制衡，个人主义在这片土壤里很快就成了利己主义，排除了个人的尊严、自由、道德甚至功名这样一些精神因素，只剩下肉体欲望，比方说为了五块钱就可以下跪，为了五十块钱就可以杀人。
以前老百姓至少还讲点因果报应吧？现在一个个村的在党支部领导下做假药，做假酒，谋财害命，心安理得，也不怕雷公电母了。
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宗教为支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是以宗教为支撑的。
在个人利欲后面，在达尔文、亚当·斯密、霍布斯、尼采、弗洛伊德的后面，有德国人韦伯说的那种“新教伦理”
，有那种勤奋耐劳、制欲戒奢、敬天守法的“资本主义精神”
打底。
宗教改革的时候，教士们提出“劳动是最好的祈祷”
，于是宗教逐渐世俗化了，大家都努力劳动发家致富。
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发一个誓，证人就不能讲假话。
哪像现在很多中国人，只要没有在现场抓一个正着，就可以眼睛都不眨、红口白牙编故事。
大家都习惯于讲假话的时候，民主与法制都会变形，市场交易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王尧：你写过一篇小小的杂文，叫《个狗主义》。
韩少功：当时是想当个人主义的补天派，给个人主义设一个道德底线，说人应该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
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往深里想。
王尧：信仰问题也是我们亲历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单是个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的问题，贫困所滋生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怪圈，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包括政策，都有一些怪圈。
八十年代关于现代化的想像遭遇到这些问题后就有挫折感。
我觉得，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的挫折感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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