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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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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台湾作家施叔青
问题小说
施叔青：“文革”
似乎改变了你的一生。
听说你本来志在数理化，是这样吗？
韩少功文革”
开始，我才十三岁。
父亲不主张我读文科，认为那样危险，要我学好数理化，以后当个工程师什么的。
我对数理化也很有兴趣，初一就把数学自学到初三。
一九七七年考大学前夕，我还一天攻一本，不到十天自学了高中全部数学课，结果一进考场拿下九十七分。
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下放农村当知青的时候，数理化一点也不管用，全国的大学都关闭了。
我只能在乡下编写点黑板报，写写公文材料，自己偷偷写点诗歌，算是自得其乐。
一九七四年以后，形势稍微松动，我可以私下读到一些优秀文学作品。
在这之前，看得到的只有马列文选、毛泽东文选，还有鲁迅一本薄薄的杂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笔战的那些，政治色彩比较浓。
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
我自己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算是有了手抄书。
施叔青：你自陈一九七八与一九七九年的作品是你的“激愤不平之鸣”
，已经摆脱“文革”
时违心的歌功颂德。
韩少功：我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发表作品。
当时政治审查制度很严，自己也缺乏反抗的勇气和觉悟，所以大多作品具有妥协性，顶多也只是打打“擦边球”
，用当时圈子里莫应丰的话，叫做搞点“老鼠”
战术。
有一次我署名“小暑”
，就是“小鼠”
的谐音。
我们那个圈子有莫应丰、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人，大家都迫切期盼创作自由，希望有朝一日能说真话。
我当知青时的那个汨罗县，农村生活极度贫困，有一个生产队，社员劳动一天只得到人民币八分钱。
这还不算最差的，有的社员劳动一年还要倒赔钱。
在那种情况下，违背良心讲假话，实在是很卑鄙。
十九世纪俄国和欧洲那些批判意味很浓的文学作品，刺激了我们为民请命的意愿。
但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后，我们才找到了发出声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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