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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您又是如何定位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
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您在阳罗县隐居，但从您的报告看，您的思想不像在“隐居”
。
您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您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啊！
把我的下乡看做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
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
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
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
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
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
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
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您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
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
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
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
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
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
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
您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巳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您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
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
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
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啊！
（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
所以不要怕黑暗。
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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