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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
我们自己招致了这种耻辱，如果再不激发良心，雪耻图强，使我们中国的军队，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那就无异我们出卖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
老实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推诿责任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可以辞职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战胜，必灭亡。
（2）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白修德到中国的晋东南、中条山战场走了一遭回来，除了写了许多战地文章，还带回了不少精彩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他常常在重庆的各种场合讲，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傍晚，那时太阳正在下山。
他同国军便衣游击队的一个中尉一齐骑马外出，被岗楼上的日本兵发现了，日本人出了据点，朝他们追过来。
白修德和中尉等人连忙夺路而逃，跑到了山坡上的一个村子里。
白修德骑的是一匹白马，配的是木鞍，在追击中，他吃惊地发现，在木鞍和马背之间只垫了薄薄的一层毛毯。
毛毯已经破裂，马皮被磨破了，马背上在渗血。
中尉央求老百姓给马弄点吃的、喝的，为出血的马包扎一下。
那时白修德已经能听懂很多中国口语了，他清楚地听见国军中尉对几个农民说：“我们是八路军，就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白修德把中尉拉到旁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们明明是国民党的军队呀。”
“住口！”
中尉着急地说，“如果我们告诉老百姓，我们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弄吃的喝的了。”
这个故事白修德讲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彪、聂荣臻听过，也讲给蒋介石、陈诚、李宗仁、张治中听过。
结果，这些人全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杉山元参谋总长亲临武汉视察，指挥江南歼击作战（中方称鄂西会战）。
十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了沙市前线。
中国军队撒开脚丫子一跑，就跑到了南县西南角洞庭湖边上一个叫作厂窖的小地方。
日本鬼子脚跟脚也向着厂窖追来了，厂窖百姓的这场塌天之难，也就拉开了序幕。
厂窖，位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西南角上，三面环水，形如半岛。
就像长江中下游所有的村落一样，宁静祥和，充满诗情画意，柔美舒爽得如同女人丰盈的胸脯。
据南县厂窖镇镇志载：厂窖又名汉太垸，原属汉寿县，解放后划归南县。
由众多小垸组成，总面积五十多平方公里，有耕地四点一万亩。
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洞庭湖中一片水域，后来由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了这块巨大的舌头形状的沙洲。
厂窖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棉花、菜油、鲜鱼，是典型的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
要放在和平年代，初到厂窖的人，仿佛置身于桃花源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
陶渊明理想中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在星罗棋布于这一片片盈盈清波之上的碧绿青葱，杂花斑斓的垸子（3）上随处可见。
一九四三年的厂窖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争的号角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吹响，厂窖的农民们依然下田插秧，进湖打鱼，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属于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
抗战他们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们是仇恨中带点恐惧的，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天候农时，能不能多收三五斗米，多打百十斤鱼，比眼下正在发生的这场遥远的战争分明重要得多。
但战争的滔天狂浪终归在一九四三的春末夏初把他们无情地卷了进去，厂窖和生活在这里的上万普通百姓就这样以受害者的姿态登上了人类历史的大舞台。
五月九日下午四点来钟，日军进了南县城。
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仓促间分头经酉港、厂窖向常德方向“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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