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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结束，圆部和一郎因为战败和谎报军情，被大本营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日本《读卖新闻》的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他战后著的《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说：“胜利！
胜利！
胜利！
——经常报道这些鼓舞人心的战争消息，这类报道都不必通过新闻检查，可是一旦写日军遭到袭击吃了败仗，就会招来新闻检查的麻烦。
不过，要是采取描写前线士兵如何忍受困苦进行战斗的这种方法，就能勉强通过新闻检查，所以我的新闻稿就尽量围绕这一题目写。
当时不准使用‘士兵’这个词，表现‘士兵’时要写‘勇士’。”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承认：“更应该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这样分析：“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认为：日军战史中的“战况”
及“战果”
，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
但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
宜昌失守，大后方人心惶惶。
蒋介石严控记者暴露真相，管控主流媒体，中央社、《扫**报》等发布的消息始终不敢痛快承认。
一会儿说，敌方宣传占领宜昌纯属子虚乌有，一会儿又编造许多自相矛盾的神话来**，什么“收复宜昌，歼灭大量敌军”
云云，什么“以雷霆万钧之势肉搏敌阵。
敌人伏尸塞途，全线瓦解”
云云。
国军打了败仗，丢了宜昌，总得要找找原因才是。
陈诚在恩施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宜昌战败教训，将星闪耀，济济一堂。
这个会，有人欢喜有人愁。
郑洞国将军晚年回忆：“宜昌之失，从根本上讲是我军战略失误造成的。
本以为我军在长江两岸集结有大量兵力，却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具有较强机动性的打击力量，反被分散用来防守宜昌及周围的众多据点。
由于分散兵力固守宜昌诸点，我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无法形成拳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处处显得被动，穷于招架，最后被日军各个击破。
枣宜会战结束后，上峰追查宜昌失守的责任。
我也因荣誉一师弃守土门垭，被记过一次。
这是我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唯一受到的一次军纪处分。”
（14）
像郑洞国将军这样受个警告处分是轻的，宜昌作战中失职的将领，当场被抓的，被撸官帽的，多达二十余名。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作战不力，免去军长之职，由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盘将军继任；
第十八军军长彭善指挥失当，予以免职，以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将军继任；
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喦将军作战努力，升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刚刚在昆仑关大血战中出尽风头的郑洞国，没想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到长江边上，宜昌一仗竟然折了他麾下两员大将，新编第三十三师师长张世希免职，以杨宝毂继任。
荣誉一师师长舒适存因是弃守土门垭的直接责任者，不仅当场被宣布撤了差，稍后还被判了五年徒刑。
据说上峰念其在昆仑关战役中立有战功，这样处置尚属重罪轻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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