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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复出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带兵作战，太知道中国军队的弊端在什么地方，却又无能力解决。
自“七七”
事变到现在，中国军队除了前一年的冬季攻势系主动的战略性进攻作战，其余均是防守反击，日军的胜利已经成为常态，而我军极难得的胜利也无一不是惨胜。
我军的胜利不在于歼灭了多少敌人，牺牲了多少自家官兵，而在于敌人的战役目的是否达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血战不退，守住了阵地与城池，杀敌八百自损三千亦算胜利！
几乎在每一次战役中，日军的突击部队都会以虎入羊群般的气势攻城略地，随心所欲地把中国军队在战前吹嘘得固若金汤的防线犹如砍瓜切菜般剁成碎块。
在战场上，国军官兵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凄惨场面早已是常演常新，屡见不鲜！
而往往这样的场面出现在重庆的报纸上，就变成了“我军连日血战，已成功突破敌军包围，正大踏步向某地转进”
，或“我军果断跳出外线，集结力量，将于近期对敌发起反攻”
。
张自忠出任右兵团总司令后，表面看来，兵多将广，队伍庞大。
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一者防区辽阔，各军分散布防，联络不畅，多数情况下都是各自为战；二者他出自杂牌军，临时编入右兵团的中央嫡系部队的将领们他指挥起来心存顾忌，甚至还有黄埔出身的将领认为张如今能坐到这个位置上，不过是委员长心胸宽厚，让他军前赎罪，戴罪立功罢了。
这样一来，他所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由老西北军打底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
可在集团军内部，张自忠对冯治安的七十七军的指挥也出现了困难。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后，鄂北漫天大雪，张自忠携带刚刚从重庆送来的慰问物资，顶风冒雪前去孙家洲前线慰劳七十七军官兵。
此时，年前发起的冬季攻势仍在进行中。
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说由于粮草不济，衣履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敌人拼杀，入夜则卧盖稻草以御寒，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不少弟兄被活活冻死，景况惨不忍睹。
说到弟兄们的苦状，泪如雨下，说到中央军与杂牌军在待遇上的差别，更是怒发冲冠，公开点着蒋介石的名字大骂，说蒋简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阴图将所有非他嫡系的杂牌军将领悉数消灭。
张自忠作为右兵团总司令，要命令官兵们拼死杀敌，可却无力保障麾下官兵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听着与自己有着生死情谊的冯治安大发牢骚，除了心中焦虑、内疚、犹如刀绞外，却无任何解决办法。
冯治安甚至对他说：“苦了我们这些杂牌军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的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武器弹药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
就像老长官（宋哲元）一样，成为光杆一根，流寓异乡。”
张自忠在七十七军慰劳的几天时间里，四处巡视，了解官兵疾苦，没有好好睡过一觉。
当他看到官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目击心伤，对冯治安叹道：“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死，以谢官兵！”
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后来对冯治安在作战时有意保存实力的做法，也能理解。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自然就难以避免了。
而所有的矛盾，最终都集中到了张自忠身上。
哀莫大于心死，大敌当前，张自忠的鸦片越抽越凶。
毒品，成为唯一能替他减轻压力的灵丹妙药。
四月十二、十三日两天，军委会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莅临第五战区视察，邀孙连仲、黄琪翔、孙震、张自忠等高级将领在老河口开会。
会下，白崇禧单独找张自忠长谈，对张奋勇抗敌的卓著功勋高度肯定，但同时也对他抽鸦片的不良嗜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劝诫。
白崇禧说：“我是回族，可兰经中有‘劝人为善，止人好恶’的戒条，兼有消极积极两种意义。
所以我今天必须推心置腹地与你谈一谈，希望你能在半年内戒绝嗜好，否则半年后中央将轮番调训，届时恐有不便之处。”
在此之前，李宗仁赴荆门检阅三十三集团军时，也就张自忠抽鸦片一事当面批评过他。
战区军法官说到做到，从那一天开始，黄将军果真彻底戒掉了毒瘾。
张自忠返回驻地，马上集合司令部人员训话。
先讲了一番革除抽大烟这一恶习的必要性，然后说道：“我们要彻彻底底地戒烟，首先就得从我这个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开始。
从今往后，你们都可以监督我！”
说罢，命副官把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同时宣布：“从现在起，军中官兵有烟癖者，若不自动戒除，即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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