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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武说：“老总回来我就放心了，现在同情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也越来越多，顽固不化的分子只占极少数。
由于老总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马上乱了，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听了董的这番话，面带微笑，连连点头。
孙兰峰的心思却与董其武不同，他回忆道：
“1949年8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邓宝珊先生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
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
当我见到傅先生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但是，因为那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作义下车后检阅了仪仗队，看到官兵们队列整齐，精神饱满，喜气洋洋，表现出对傅作义的尊敬和欢迎。
绥远是傅作义的发家之地，此次来绥，董其武安排傅作义下榻于省府他原来住的地方。
待傅作义略事休息后，董其武即把绥远各方面的情况，向傅作义作了详细的报告，并开具了拟传见的干部名单，请傅作义审核。
第二天，傅作义分别传见了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并向官兵们发放了慰问金。
9月10日，董其武又陪傅作义来到包头，傅作义下榻于城郊皮革厂招待所，董其武住在城里的省银行包头分行，召集军师旅长齐往包头，分别进行谈话，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对绥远军政人员来说，好像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
但他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分发慰问金和传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
9月10日傅作义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孙兰峰谈论起起义的问题。
他问孙兰峰：“畹九，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有什么看法？”
孙兰峰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
特别是协议规定：凡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区的我军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并均按北平和平起义人员对待，一视同仁，不咎既往。
但只将河北永年的人释放回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如周钧、靳书科等多人，屡次交涉，不予释放。
尤其听说在北平把你软禁起来。
这样的起义给我们的干部和部队带来什么好处？如果起义只能造成这样的悲惨结局，我孙兰峰决不参加！”
傅作义听了孙的说法后说：“这就是你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吗？怪不得克俊和濯清都说你非常倔强，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
首先从我来说，我并没有被软禁过，那完全是特务们的造谣。
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随便活动，而且还乘飞机到石家庄去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
当然，某些地方做得不够太好，那也是很难避免的。
共产党的政策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
因为十个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嘛，有的长，有的短，怎么会一样呢？在河北永年的人员全部释放了，在张家口的就没有释放，这些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
这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
傅作义接着又说：“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经知道了，已对个别部门提出批评，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
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察哈尔省让他们赶快释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顾虑。”
听了傅作义的这段解释，孙兰峰仍不大相信。
因为有人告诉他，共产党的手段是先甜后辣。
所以，他又说：“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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