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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姚琮将该公馆租给捷克大使馆一年，期满后收回房子，随即又出租给励志社改作美军招待所之用。
后因李宗仁在南京无住房，而姚琮在高楼门等处还有房产，因此，他将该公馆腾出来，1947年李宗仁及其随员入住，直至解放前夕离开。
因当下形势危急，加之二人多年前曾是“同为反蒋战场上的战友”
——民国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大战，次年阎锡山又与冯玉祥结盟，欲把蒋介石赶下台而大打出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原大战——所以彼此也用不着客套。
宴毕，李宗仁邀阎锡山入小客厅长谈。
当阎锡山报告了太原防守情况后，李宗仁关心地说：“你没有必要再回去了，太原肯定守不住的。
以目前情况看来，一切全赖文白（4）此去北平与中共谈判，如果能谈出个结果来，太原也就可以避免毁于炮火之中了。
你先休息两天吧，我现在被孙哲生弄得焦头烂额，许多事，还得仰仗你老兄才行。”
李宗仁说老蒋是1月21日那天飞离南京的，那天下午他把国民党中常委请到家里宣布下野，并且把预拟好宣告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我代理的文告当众宣读。
当时少不了自命孤臣孽子如谷正纲之流痛哭流涕，但是许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些死硬派手里。
李说他就任以后，自认为有三件要事亟须解决，一是与中共谋和；二是谋求内部团结；三是争取美援。
可他很快就发现，老蒋交给他的是一个根本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而更让他恼火的是，“行政院长”
孙科以南京不稳为由，自行宣布将行政院各部迁往广州办公。
李宗仁说：“我的第二个代表团2月14日专机飞到北平。
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
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
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
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5）带着行政院突然从南京撤往广州，此举的目的，显然是与我故意为难。
我亲自飞到广州，一番苦劝后，孙科才答应将行政院迁回南京。
可孙院长深知背叛本人之举，不为立法监察两院所共谅，乃于本月8日主动请辞，我慰留无果，情急之下，只得于12日请何应钦来挑此重担。”
李宗仁直言不讳地向阎锡山抱怨说：“我自1月21日登台后所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例如释放政治犯，当以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为我最关切的事。
为了释放张、杨，我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后来我听文白说张学良关在台湾，他还拿出一张两年前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公园和张学良照的一张相片给我看，我立即派程思远作为我的代表去台北与陈诚商量，命令他立即放人，结果都因为囚禁张、杨的是保密局主管，它只听命于蒋介石，不是地方当局所能过问。
举此一端，便可概其余。”
阎锡山虽待在太原，靠着在南京担任要职的徐永昌、贾景德等晋籍老部下的通风报信，对中枢大事，却是了如指掌。
1948年4月里，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
，选举总统、副总统时，阎锡山就对出席本次大会的山西代表们面授机宜：“总统非蒋先生莫属，至于副总统必须能辅助蒋先生者为宜，何人适应应以总统的意见为依归。”
山西代表温寿泉在“行宪国大”
召开之前曾致函阎锡山，劝阎锡山竞选副总统。
阎锡山却复函说：“我在山西将近40年，不应在此赤海孤岛危亡至急的时候，为自己的便利而离开山西……今日是救亡选举，能辅助蒋主席者始能救亡，何人为宜蒋主席始知也。”
阎锡山不愿参加竞选，其实也是帮了蒋的大忙，因为当时李宗仁和孙科为了争当副总统，已经斗得天昏地暗了，蒋介石对此也颇费踌躇，如果再加掺和进来一个阎锡山，就更加麻烦。
不过，阎锡山虽未参加副总统竞选，他也不愿看到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所以，对竞选副总统的李宗仁同样表示会给予完全支持，偏偏蒋介石为排挤桂系势力而明确支持孙科当选副总统。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阎锡山无法同时讨好蒋李，但也不愿得罪任何一方，故在李宗仁与孙科决选时，采用了他毕生信奉的“中的哲学”
，指示他的晋绥国大代表率领人梁化之对李孙各投一半选票。
客观上是支持了蒋介石，而没有兑现自己“完全支持李宗仁”
的承诺。
阎锡山此番飞抵南京，来见李宗仁之前，便已从徐永昌、贾景德、杨爱源、方闻等山西驻京人员口中了解到孙科故意与李宗仁作对的情形，知道那是李孙之间多年积下的矛盾，好在自己偏居山西，并未卷入其中，所以也不插言，静待李宗仁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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