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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太原即将被围，阎锡山急召澄田中将，今村少将、城野宏少将、兵藤少将与河本大作，准备马上送他们离开太原，返回日本。
阎锡山说，解放军一旦攻破太原，在座诸君肯定会被中共视作双料战犯，性命必然难保。
阎锡山特地对河本说：“河本先生，你当年在东北炸死张作霖一事，天下皆知，你不应当再留在太原。”
河本说：“到了这种地步，河本唯有与阎长官共存亡，决不考虑离开。”
人心都是肉长的，阎锡山愈是关心几位日军高级将领的安全，他们愈不愿在危险的时刻撒手而去。
最后，只有澄田遵命乘专机飞往北平，再转返日本。
余者均表示留在太原，与阎长官患难与共，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为澄田不至在北平遭遇麻烦，阎锡山还给他昔日的老部下，眼下执掌北平军政大权的孙连仲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让澄田带在身上。
第10总队经牛驼寨血战后，余部1200人缩编为炮兵大队，仍由今村方策任司令，城野宏副之。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撼动天地的炮声摧毁了大部分守军的意志。
今村方策下令停止无谓的抵抗，集中于复兴楼的原第10总队剩余日籍官兵全体被俘。
4天之后，今村方策在战俘营服毒自杀。
另一名“残留日军”
的重要人物岩田清一也在太原绥靖公署被俘。
作为阎军的炮兵总指挥，他对解放军的重大伤亡负有重大责任，以致很多人误传他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
走出绥靖公署之时，与王靖国、孙楚等人的满面颓丧和步履沉重所不同，岩田清一却是一如既往的昂首阔步甚至还有意做出一副些趾高气扬的模样。
一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少壮派”
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解放军攻进太原后，残留日军一部战死，一部自杀，岩田、城野宏、菊地修一、河本大作等700余人被俘，军官关入小北门战俘收容所接受审查，士兵一律被送到大同、云岗煤矿去挖煤背矿。
曾经声言“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
的河本大作，并没有逃过历史的清算。
在原阎锡山政权警察的带领下，他被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从位于工程师街9号的寓所逮捕。
河本性质不同，民愤尤其巨大，震惊世界的大同煤矿万人坑，还仅仅是他其中的一项“杰作”
，故而被送到太原市公安局重点关押。
1956年，河本大作病死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法庭就设立在离“万字楼”
不远处的海子边大礼堂。
经过9天的审理，原第10总队少将副司令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10总队3名团长住冈义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13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这些战犯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很多中国人内心却很难宽恕他们的某些罪行。
例如，曾担任过伪满滨江省公署特务科股长的大野泰治，参与了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审讯和迫害。
再如住冈义一，他曾参与指挥对中国战俘的集体屠杀，1942年，在为新兵练胆而组织的两次“活靶刺杀训练”
中，共有340余人在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被屠杀，其中包括50余名抗大女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抗大学员赵培宪，是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
她作为证人，出现在了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
免于起诉的人员中，包括目睹了今村方策绝命时刻的第10总队军医汤浅谦，他曾经在长治参与对多名中国人的活体解剖。
汤浅谦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战争罪行，记录他参与活体解剖经历的书籍后来在日本出版。
从汤浅谦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极其成功的。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免于起诉的山下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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