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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后，契约劳动代替了不自由劳动。
劳动契约有种种意义：第一，因不需购入奴隶，故节约资本；第二，奴隶之死亡，原为领主之一种资本损失，但使用劳动契约时，则此项危险就可转嫁于工人；第三，不用担心工人之生育，反之若用奴隶来经营，便须注意奴隶之家庭的生育问题；第四，能纯粹按照技术上的目的进行合理的分工，虽然它已有先例存在，但终须有了契约的自由劳动集中于工厂后才成为通例；第五，使正确的计算成为可能，此种可能性，亦须工厂与自由劳动者结合在一起时始能有之。
虽然有这一切使工厂经营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开始时，工厂经营仍不稳定，有些地方常遭失败而消失。
例如，在意大利及西班牙均如此，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Velazquez）的名画中曾为我们描绘过此种工厂经营，后来却没有了。
18世纪上半期以前，工厂经营尚未占据供给一般需要的主导地位。
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即在机械时代以前，使用自由劳动的工厂经营，无论何处都未曾有像近代初期之西方这样发达的。
在其他地方，发展过程之所以不出于同一途径，将于下面加以说明。
印度曾有过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
但在印度，因种姓阶级之阻碍，不能发展出如西方所拥有的工厂，因为种姓阶级不能相互协调。
印度的祭祀权，固然未能致使相同种姓阶级之人达到不能在同一工厂内工作的程度，“工厂是清洁的”
是句流行的话；但印度工厂制度之所以不能发展为工厂，种姓阶级的排外性无疑要负一部分责任。
凡与种姓阶级以外的人共同劳动的工厂，即被视为非常变态的。
在19世纪以前，一切想采用工厂经营的努力，就算在黄麻工业方面也是十分困难的。
即使在种姓阶级之严峻的束缚缓和以后，印度人缺乏劳动训练仍为一大障碍。
各个种姓阶级有其不同的礼拜形式，有其不同的劳动休养，要求不同的休假日。
在中国，村落的氏族势力非常之强，工厂劳动在中国为共同的氏族经济。
此外，中国只发展委托工作制度。
只有皇帝与大的封建领主，才会进行集中的经营，特别是在陶业方面用奴工，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只有极有限的一部分供贩卖，大抵皆作继续经营。
古代之特征为奴隶资本之政治的变动性。
在古代，虽曾有奴隶的工厂，但这是一种极困难且危险的经营。
故领主宁可利用奴隶作为收益之源，也不利用其作为劳动力。
若我们更精确地观察古代的奴隶财产，则可知奴隶财产中其实混合了极多种类的奴隶，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实行近代的工厂经营。
这也并不难理解，就像今人将其财产投于各种证券，古代的奴隶所有者为了分散其危险，乃不得不雇用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者。
不过最后的结果却使奴隶所有不能促成大经营。
在中世纪初期，曾产生缺乏不自由劳动者的现象。
市场虽然有供给的不自由劳动者，但数量不多。
此外，更呈现出资本不足的现象，然而货币财产则不能用作资本。
农民及工业上熟练的自由劳动者有很多的独立机会，此与古代完全不同，因为自由劳动者可因不断移民而避难于欧洲东部，且有不被以前领主所干涉而受保护的机会。
因此，在中世纪初期，颇难进行大规模的工厂经营。
再加上工业法尤其是行会法的社会束缚，力量渐次增大。
但即使全无此等障碍，恐怕亦无足够广大的贩卖市场。
故就算已有了大经营存在，我们也只是见其日渐衰退而已，犹如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农业大经营那样。
国王的国库或修道院的内部，虽然也有工业的工厂劳动之萌芽，但亦归衰颓。
在近代初期，工厂经营固然有为诸侯所经营或赖诸侯之特权而隆盛者，但在那个时候则更加孤立，且缺乏特殊的工厂技术。
工厂技术至16、17世纪始徐徐发展起来，其初次确立则在生产过程机械化之后。
不过刺激此种机械化者，实为矿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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