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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于1966年3月，弗雷德丽卡收到了两本赠书，一本是鲁珀特·帕罗特寄来的，赠言写着：“感谢你让这本书进入我的视线中，我确信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希望这本书能不负众望，成为畅销书。”
另一本是裘德·梅森寄来的，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致弗雷德丽卡：一个曾经觉得我无法成事，后来又鞭策着我让我成事的人。
让我以可能是最不恰当的理解来称呼你为‘这本书唯一的催生者’。
我胡言乱语，我向你致敬。
——裘德。”
这个封面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尚能过关，说精美就谈不上了。
不过达到了刺激视觉的效果，而且简约。
缺点是多多少少给人一种“这是一本托尔金式奇幻小说”
的错觉。
弗雷德丽卡也留意到几篇书评。
有一篇是《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刊载着评论的那份报纸是阿加莎从教育部拿回家的。
这篇评论的题目为《我们堕落的深层次症状》。
评论说，这本书是极少能显现出力道的书，那些对官能主义、变态刺激的需索无度，对惊世骇俗之心的决绝贯彻，在书中都有所回应，但是这样的处理，只能让本来就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读者，难以接受该书极力传达的震撼——或者说，要达到唤醒此类读者这一目标，作者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以更极端更粗野的笔触来行文。
评论者写道：“我们身处一个病态社会，显然，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在向下沉沦，无论书籍、社会行为、时装款式，还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都是沉沦的写照。
在一个健康而充满精力的社会里，这本书可能不会被出版，因为出版人会有应有的信念，也会有守护这种信念的勇气。
在如今虚伪的自由主义风气下，可预见的是，任何原本不见光的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地从石缝里钻出来，并在大太阳底下炫耀自己的存在感。”
《卫报》的评论标题为《受伤的外科医生来铺了钢板》，评论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我们面对自身病态的方法是面对病态，与病态共生，并把我们藏匿羞耻心、诡计遁词、分裂意识、钝化感知的地方统统掀个底朝天，摊在太阳下，然后勇敢地穿越污秽和嫌恶，换取新知、新解。
我们处于一个崩溃的精神状态中，只有让我们的压抑感也一起彻底崩溃，才能使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病态，从而由此走上一条艰难又危险的自我重塑之路。
评论人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令人恶心的!”
评论人更盛赞裘德·梅森：“裘德·梅森替我们所有人，向前走出了无畏无惧的第一步!”
《文汇》[1]上有一篇署名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
的长篇评论文章，署名下方点明了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身份：“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比较文学系卡莱尔教授。”
史密斯教授本身是位学者，她将《乱言塔》作为学术论文来分析，试图揭示“后法国大革命”
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查尔斯·傅立叶和作家萨德侯爵自由探索精神和艺术表达理念在书中的渗透。
史密斯教授撰述说：“尽管萨德侯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却能够通过他茅厕里的排水管驱策世人。”
她还写道：“目前的法国思想家继承了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遗风，对傅立叶和萨德侯爵的观点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
傅立叶比较温和地相信，对任何一种人性欲望的尽可能满足与宽容，都能将人类和谐地引至一个新天堂，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萨德侯爵的信仰尽管比较黑暗，却与傅立叶如出一辙，同时更加激进，萨德认为人类的自然**应该被政府承认和容许，他亦坚持，非常态的行为可被视作将人类与原始天性沟通的一种有利工具，也能够给人类提供窥察、洞悉自己天性的方法。
萨德侯爵对违反伦常、背离道德的哲学兴趣，可以与尼采的某些学说产生联系，毕竟尼采曾说：人们从《俄狄浦斯王》中汲取的智慧经验，从《哈姆雷特》中收获的谅解感受，都与人类的非常态行为有直接关系。”
弗雷德丽卡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男洗手间外遇到了裘德·梅森，他依然穿着那件蓝丝绒裙袍——可能本该是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女人才会穿的东西。
要是用地毯拍打器拍掸那件衣服，上面陈年累积的油渍污垢可能会化成云朵飘走。
他的头发扭曲僵直，可能再也梳不开，灰蒙蒙地像落了一层铁屑，从远古时就未曾清除的油脂分泌物让他部分的头发结成硬块，油油亮亮的，长发一直延伸到他裙袍的褶边上。
裙袍上长满淡淡的斑点，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蛾子。
也许是刚从洗手间出来，他身上还沾着粉色厕纸的纸屑，将整件衣服装饰得更有视觉爆发力。
他身上本来就有一种酸腐味，现在又加上了马桶的气味。
弗雷德丽卡谢谢他赠的书，并祝贺他第一本书的出版，问他读到的书评是否令他开心。
听到“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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