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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日期是我这九年来关于莱尔斯唯一确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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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在与优秀的德国研究者、译者西尔维亚·弗里奇兴共事时，我找到了莱尔斯将军的女儿英格丽德·布鲁克，她依然生活在埃施韦勒。
布鲁克女士虽然生命垂危，但同意了和我谈谈她父亲以及她父亲战后的经历。
“他被带到了战俘营，等待纽伦堡的诉讼。”
布鲁克女士躺在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巨大庄园的卧室里，脸色苍白，虚弱无力地说道，“他被指控犯下战争罪，但是……”
布鲁克女士开始咳嗽，身体极度不适，无法继续下去。
还好后来，莱尔斯将军二十五年的精神导师，还有他三十年的助手朋友都能把接下来的部分告诉我，至少是莱尔斯曾告诉过他们的有关自己在米兰的经历，以及他奇迹般从战俘营获释的经过。
根据格奥尔格·卡谢尔和埃施韦勒的退休神父瓦伦汀·施密特的说法，莱尔斯将军确实受到了战争罪的指控，但他们并不清楚指控的具体细节，并且声称对莱尔斯执行希特勒最终决议中的“通过劳动灭绝”
的纳粹政策奴役劳工、参与大屠杀的事一无所知。
然而，神父和地产经理都一致表示，莱尔斯当时是要和其他在意大利犯下战争罪的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一同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
二战结束后，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那一两年里，希特勒在世的亲信大多受到审判被处以绞刑，因为纳粹德国军备、军需及军火大臣、“托特组织”
领袖阿尔伯特·施佩尔提供了不利于他们的证词。
尽管集中营是“托特组织”
建造的，而且许多集中营还有“托特组织”
劳动营的标识，施佩尔却在纽伦堡法庭上声称对集中营的事一无所知。
不管盟军公诉人是真的相信了施佩尔，还是仅仅看重他提供的有罪证词，法庭最终的判决使希特勒的建筑师逃过了绞索。
莱尔斯将军在得知施佩尔背叛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将其他人送上绞刑架后，也和公诉人做了交易。
莱尔斯以个人名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除了其他事情外，还曾帮助犹太人逃离意大利、保护红衣主教舒斯特等天主教高级圣职人员，并使菲亚特公司免遭彻底毁灭。
莱尔斯也同意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提供对他名义上的上司阿尔伯特·施佩尔不利的证词。
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莱尔斯提供的证词，希特勒的建筑师最终被判犯有奴役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到施潘道监狱服刑。
1947年4月，莱尔斯为何能从战俘营获释，神父和莱尔斯的老助手的解释至少是上面这样的。
这段描述整体合情合理，但莱尔斯家族的传说无疑是更加复杂的。
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时间，全世界对战争后续的事情开始感到厌倦，对没完没了的纽伦堡审判更是越发冷漠。
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势力持续扩张，也引起了政治上的忧虑。
人们担心，对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进行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审判只会助长左倾分子的势力。
历史学家米凯莱·巴蒂尼所说的“缺失的意大利纽伦堡”
最终没有举行。
到了1947年春夏，莱尔斯将军等曾犯下可怕暴行的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就被放走了。
莱尔斯并未因其罪行而受到审判。
没有人为在莱尔斯的监视下遇难的无数奴隶承担罪责。
二战最后两年在意大利北部犯下的所有罪恶和暴行因为钻了法律的漏洞被埋藏、遗忘了。
*
莱尔斯回到杜塞尔多夫和妻子安纳莉丝、儿子尤尔根、女儿英格丽德团聚。
战争期间，莱尔斯的妻子继承了埃施韦勒的中世纪的帕朗庄园。
在战后经过六年的法律纠纷后，莱尔斯重获对这座巨大庄园的控制权，并用余生修复和经营它。
莱尔斯首先开始重建庄园里的宅第和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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