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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弗洛伊德博士的这只满眼忧伤的小狗待在照片里，是要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很多脆弱的小物件中看出悲伤来——正是这些东西把弗洛伊德赶出了书房，赶出了波尔格巷19号的公寓，赶出了维也纳（这个他憎恨的城市，这个憎恨他的城市）。
纳粹分子马上就会在他的门上贴上一个纳粹党徽，这个该死的城市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八十二岁的弗洛伊德来到了伦敦；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一年时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流浪在异国他乡。
再过一个夏天，我们的这位弗洛伊德就要对厄尔感到厌烦了。
他马上要回到维也纳去了，他回维也纳的时候，另一个弗洛伊德的时代里的那些因压抑想自杀的人都变成了杀人犯。
弗兰克给我看了维也纳大学一位历史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这位教授是一个非常有才智的人，名叫弗里德里希·海尔。
海尔教授是这么评价弗洛伊德时代的那个维也纳社会的（我想，对这两位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来说，都是正确的）：“他们这些自杀者，马上就要成为谋杀者。”
他们原本都是菲尔格伯特，正费尽心机地要做阿尔拜特。
他们原本都是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却无限崇拜起色情作家了。
“你知道，”
弗兰克总爱提醒我说，“希特勒得了狂躁症，非常害怕梅毒。
说起来实在可笑，不要忘了，希特勒的国家可是妓女遍地，卖**成风。”
他的语气总是那么乏味。
要知道，纽约也是妓女遍地，卖**成风。
在那个冬夜，我站在中央公园南大街和第七大道的路口，朝黑暗一片的市中心望去，我知道不少妓女就在那边游**。
弗兰妮一心一意为了救我——救我们俩——把我的私处弄得疼痛难忍，我现在已经毫无性趣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不会去找妓女了，我得救了。
我终于远离了两个极端的危险——不会去找弗兰妮了，也不会去找妓女。
在第七大道和中央公园南大街的路口，一辆小汽车飞快地转了一个弯。
现在已经下半夜了，这两条街上都是空****的，我也就只看到这辆车在飞奔。
车里坐着很多人，车里的收音机放着一首歌，他们一起跟唱着。
收音机的音量很大，即使车窗紧闭，我也能清楚地听到那首歌的一个片段。
不是圣诞颂歌，我觉得是一首与整个纽约城的圣诞气氛不相称的歌。
当然，圣诞节来了就去，而这首歌——虽然我只听到了一个片段——却是那种什么时候都可以唱得让人伤感的乡村和西部歌曲。
歌曲平淡却真实地唱出了平淡却真实的东西，后来我一直想着能再听到那首歌，而以后真的也听到了好几次，但每次听，心里的感觉与那一天都大不一样。
弗兰妮开玩笑似的跟我说，我那天听到的那首乡村和西部歌曲，一定叫《与天堂只隔着一个原罪》。
的确，可以是那首歌，任何一首类似那样的歌都行。
那首歌的片段，圣诞节的氛围，冬夜的寒冷，我私处的剧痛——我心里的解脱感：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了——还有，在我身边疾驰而过的那辆汽车。
看到可以安全穿过第七大道了，我便开始穿过去，一抬头，便看见了两个人迎面向我走来。
他们从中央公园南大街往广场的方向走——自西向东——事后我想，在我和弗兰妮都得到解脱的那个晚上，在第七大道的中央，我与他俩不期而遇，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他俩都有点喝醉了，我想——至少那个年轻女人是喝醉了，她头靠在男人身上，使得男人走路也有点不稳。
女的比男的年轻多了。
至少在一九六四年，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女人为女孩。
她大笑着，拉着比她年长的男朋友的手臂；这个男的看上去与我的年纪相仿——实际上比我还大。
一九六四年的那个晚上，他应该已经快三十岁了。
女孩尖锐的笑声，让这寒冷夜晚的空气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好像冬日挂在屋檐下的薄薄的冰柱突然断裂，掉在了地上。
那晚，我的心情真的不错——虽然那个女孩冰冷尖锐的笑声里带着某种受过太多教育而显得不够发自内心的意味，虽然我的蛋蛋疼痛难忍，我的鸡鸡阵阵刺痛——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两个漂亮的人，不由得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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