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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资于外”
。
程子、朱子的理气二元论说“性止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
（此朱子语）。
朱子又说：
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止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
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全体矣，所谓在人曰性也。
戴氏驳他说：
据《乐记》，“人生而静”
与“感于物而动”
对言之，谓方其未感，非谓人物未生也。
《中庸》，“天命之谓性”
，谓气禀之不齐，各限于生初，非以理为在天在人异其名也。
（《疏证）二七）
人之得于天也，一本。
既曰血气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方其未感，湛然无失，是谓天之性，非有殊于血气心知也。
（《原善》上，五）
对于气质坏性一层，他的驳论最痛快：
彼荀子见学之不可以已，非本无，何待于学？而程子、朱子亦见学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于学？故谓为气质所污坏，以便于言本有者之转而如本无也！
于是性之名移而加之理，而气化生人生物适以病性。
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污浊。
不过从老庄释氏所谓“真宰”
、“真空”
者之受形以后昏昧于欲，而改变其说。
特彼以真宰真空为我，形体为非我；此仍以气质为我，难言性为非我，则惟归之天与我，而后可谓之我有；亦惟归之天与我，而后可为完全自足之物，断之为善；惟使之截然别于我，而后虽天与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坏之，而待学以复之。
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污而浊喻性堕于形气中污坏，以澄之而清喻学：水静则能清，老庄释氏之主于无欲，主子静寂是也。
因改变其说为主敬，为存理，依然释氏教人认本来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
若夫古贤圣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而充之者，岂徒澄清已哉？（《疏证》二七）
这是他的哲学史观的一部分。
程朱终是从道家、禅家出来的，故虽也谈格物致知，而终不能抛弃主敬；他们所谓主敬，又往往偏重静坐存理，殊不知格物是要去格的，致知是要去致的，岂是静坐的人干得的事业？
戴氏认清宋儒的根本错误在于分性为理气二元，一面仇视气质形体，一面误认理性为“天与我完全自足”
的东西，所以他们讲学问只是要澄清气质的污染，而恢复那“天与我完全自足”
的理性，所以朱子论教育的功用是“明善而复其初”
。
宋儒重理性而排斥气质，故要“澄而清之”
；戴氏认气血心知为性，才质有于内而须取资于外，故要“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而充之”
。
这是戴学与理学大不相同的一点。
戴氏论性善，以才质为根据，他下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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