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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
洒削（治刀剑），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这都是说工商致富都靠自己的能力智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劳而得的。
他引白圭的话道：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
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故他赞白圭道：“白圭其有所试矣。
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都是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傥来之物。
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
太史公不像董仲舒那样“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
而偏爱高谈天下经济问题的人，他少年时便出门游历，足迹遍于四方，故能有这种特殊的平恕的见解。
他看不起那些迂腐儒生，“无岩奇处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司马迁既认那农工虞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
，故他不主张干涉的政策，不主张重农抑商的政策，也不主张均贫富的社会主义。
他说：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之矣。
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种自然主义的放任政策是资本主义初发达时代的政治哲学。
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大都倾向于这条路。
但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产生贫富大不均平的现象，董生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马（彘）之食”
。
这种现象也自然要引起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与抗议，故干涉的政策，均贫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计划，都一一的起来。
董生和太史公同时相熟，而两人的主张根本不同如此。
后来的儒家比较占势力，而后来的道家学者又很少像司马迁那样周知社会经济状况的，故均贫富、抑并兼的均产主义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师丹限田之制失败之后，王莽还要下决心实行均田之制。
王莽失败了，后世儒者尽管骂王莽，而对于社会经济，却大都是王莽的信徒。
试看班固的《货殖传》，材料全抄《史记》，而论断完全不同了。
我们试一比较这两种《货殖传》，可以看思想的变迁了。
六、儒生与汉家制度
董仲舒提出的问题，除了已见上文的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的注意。
一个是反对专用刑罚的问题，贾谊也曾提出这个问题，但董生加上宗教的色彩，使这个问题成为儒教的一部分。
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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