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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这种绘画只能惹起我们的心理学的、历史的、道德的，或风土志的兴味，绝不能用其形态自身的美来直接感动我们的情绪，即绝不能使我们发生美的情绪。
何以故？因为这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只是其画面的形态所暗示或传达于我们的一种“观念”
或“报告”
的兴味，不是其形态自身的兴味。
这样一来，绘画就仅用为联想作用的手段——题材的美的说明了。
一般画家往往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使绘画成为“说明的”
。
观赏者也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在绘画中要求“说明”
。
即他们的兴味集中于“所描的为何物”
。
他们欢迎这种“说明”
功夫最巧妙的绘画。
《医生》，卢克·法尔兹，1891年。
贝尔批评这幅画：“在它里面，形式没被用作情绪的对象，而是被当作暗示情绪的手段。
光这一点就足以令它失去价值了，而比失去价值更糟的是它暗示的情绪是虚伪的。
它暗示的不是同情和赞美，却是一种对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同情和慷慨的自得。”
然而纯粹的画的感兴，绝不在于“所描的为何物”
的联想的兴味上，乃在于“怎样描表”
的一点上。
其结果“怎样使人感到美”
的一事就成了更重要的问题。
但这里所谓“美的”
（aesthetic），不是普通的“美的”
（beautiful）的意义。
人们见了花与蝶感到美，便把这花与蝶照样地描出，人们见了仍是感到美。
然这不过是自然美的“再现”
。
换言之，这是当作自然美的说明而作的绘画，不是“使我们发生美的感动的形态”
的新的“创造”
。
“使我们发生美的感动的形态”
，即所谓signifi。
这signifi，不是如前文所说的自然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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