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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似也不对，谁规定了未来的飞船上就只能吃红酒牛排，不能吃宫保鸡丁呢？但这的确是很多人的客观感觉。
实质的问题当然不在于飞船上是吃中餐还是西餐，而在于科幻想象中中国自身的形式或实质缺席。
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往往以科技为重点，但构成完整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建构。
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否想象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更多中国性所构建的未来？当然，这不是指中国作家非得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国粹”
写到未来去，才够“中国”
，这些可能反倒是异域风情的猎奇。
毋宁说，中国科幻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中国读者更为本己的、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美结构和情感体验。
经典科幻作品与其文化母体之间往往具有深层的契合和呼应。
譬如《基地》背后就是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星际迷航》体现了欧洲人大航海时代的探险精神，《星球大战》中共和和专制斗争的主题更横贯了从恺撒到希特勒的西方历史……成功的中国科幻也具有这样的特质。
《三体》中隐然再现了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压抑和苦难的近现代史：技术发达、几乎不可战胜的外星殖民者，正如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西方舰队，利用黑暗森林法则的苦心制衡，又像是在列强争霸中无奈的“以夷制夷”
，三体人对地球的奇袭和统治，也令人想起日本人在中国……当然，这并非简单对应的影射，而是来自经历过的种种苦难的忧患意识向未来的投射。
而西方科幻中处于重要位置的宗教体验、种族冲突、性别性向等主题，在《三体》三部曲中就并不显著。
《三体》中借助恣睢想象表达的中国经验，赢得了中国读者，最终赢得了世界。
而《北京折叠》讲述的也是一个切中时弊的中国故事。
当然，在每一部走向国际的中国科幻中寻找某种特殊的中国性也是荒诞的，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精彩和趣味。
一旦我们将中国性视为评判标准，就会再次跌入自我异化的怪圈。
将自身定位为西方文化的“他者”
，同样是从西方出发的东方主义，甚至可能成为为了“国际化”
的刻意迎合。
或者可以说，对中国科幻而言，写什么并不重要，最根本和迫切的需要是在和中国读者的互动中，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和意义生发结构，拥有自身的独立品位、自治评判乃至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活力。
这是单纯国际化不可能带给我们的，而仍然要扎根于吾国吾民，扎根于每一个作者在现实中国的生存经验。
宏观来看，中国科幻在国际上的成功不只依赖于科幻作家的努力，也是中国迅速崛起以及有能力向西方推广自己的结果。
过去几年中，许多其他的文化领域也都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和国际接轨。
如莫言、曹文轩等作家也荣获了诺贝尔奖、安徒生奖等知名国际大奖；麦家的谍战小说在美国屡登畅销榜；在学术方面，根据2016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位，被引论文排世界第三，即便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也位居前茅。
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化”
的国度的现状下，科幻的国际化才能顺水推舟，一日千里。
但是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中国是实质性的还是一种表象？它到底又走向何方？是走向后冷战时代的“历史终结”
，还是要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自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科幻发展的讨论，但奇妙的是，二者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恰恰是不可分的。
中国的未来正是中国科幻所需要想象的未来，也正是中国科幻本身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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