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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江南:关于佐杂分防与市镇管理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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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江南市镇发达，以往对该地包括巡检司在内的基层行政机构研究较多，得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认识。
但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局限于江南地区的材料，而佐杂分防制度始终是一项全国性的地方行政安排，故而从全国的视野来回观江南地区，将对以往得出的若干认识有所修正。
其中以往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佐杂处理除警政以外的事务是“非制度性”
安排;一是关于佐杂与市镇管理关系。
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关联，正因为普遍认为佐杂承担了若干“非制度性”
职能，故而使得其在表象上成为“镇长”
一类的角色，正呼应了若干研究提出的佐杂与市镇管理挂钩的思路。
以往关于江南地区佐杂的研究，已经看出除了固有的警政防卫职能以外，这些佐杂还具有管理海塘、处理民间基层诉讼等多重职能，并被认为是出于地方便宜从事所形成的“非制度性”
安排，本身并不被制度认可。
如太田出在举出乡镇志中所记载的佐杂代行民事乃至轻量刑事案件的审理时，特别指出“不仅是审理的代行，本来佐杂连诉状的受理都是要禁止的”
;赵思渊在对苏州府巡检司的研究中，将巡检司所承担的治安防卫以外的其他职责称为“非制度性职责”
，并认为是或出于当地习惯，或出于长官的人事安排，并指出诉讼是巡检司权力所可能达到的最远边界，并列举了乡镇志中的巡检司承担诉讼的案例。
如果从全国的视野，尤其是南部县县丞、巡检司的个案来看，佐杂承担一定的民事诉讼权不仅不违背典章制度，反而正是官方授权的结果。
如前章南部县县丞与巡检司的奏设档案就是最好的证据。
只是佐杂承担民间细事审理权并非是所有佐杂都具有的，它需要在设立时单独奏请，单独授予，并通过案例的方式，在其他佐杂设立时援引，从而获得相应的司法审理权。
这也是为什么江南乡镇志中有的明确记载着某某巡检号曰“青天”
而当之无愧地入志，而有的巡检司却因擅受民词而遭到处罚的原因。
具体到江南地区，佐杂的职掌在若干档案中有零星的保留，如青浦县七宝镇县丞，“凡该镇有赌博、私宰、窝娼、私盐、私铸以及打降、讼棍应俱责成该员稽察查拿，牒县究拟。
遇疏防案件，照例查参。
一切户婚、田土之事，仍不得干预”
[77];江苏苏州府，“查吴江县现设县丞、主簿各一员，分管水利粮务，同城不难兼顾，应将县丞移驻盛泽镇，专司稽查赌博、窝娼、私宰、私铸、奸匪、盗贼、地棍、打降。
如有失察疏防，照例参处。
一切户婚、田土之事，仍不得干预。”
[78]诸翟镇巡检，“专司查缉上海、青浦、嘉定三县联界地方盗逃匪徒及该镇赌博、酗酒等事，如有疏防，即将该巡检参处，其户婚、田土词讼仍归各该县印官审理，不得擅为干预。”
[79]官方对其职掌进行了明确界定，除户婚、田土以及命案不得干预外，其他民间细事都有一定的处理权，承担诉讼不仅不是“非制度性”
的，反而正是官方明确的授权。
乾隆《元和县志》更是明确宣示，“乡镇辽远要害之处，更有巡检之司，与武职同缉盗贼，得兼听民讼”
[80]。
可见，乡镇志中所载的若干佐杂参与民间细事审理并非是“非制度性”
的安排，而是官方明确授权的结果，官员参与若干诉讼案件正是其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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